Liberation - 24.07.2026

2026-07-24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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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y 帖子：Newspapers - 24.07.2026
阿尔卡雄湾火灾 / “很难相信这一切又发生了” / 阿尔卡雄湾火灾：24小时烧毁3700公顷：吉伦特省在2022年大火四年后再次爆发剧烈火灾，24小时内烧毁3700多公顷土地，导致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
A400M 运输机：一款即将投入灭火战争的军用飞机 / A400M 运输机投入灭火行动：法国政府宣布在7月底前动员Airbus A400M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该机改装后可装载20吨水，容量相当于三架加拿大水上灭火机。
剧烈蔓延 / 吉伦特省火势蔓延威胁卡普费雷半岛：近800名消防员动员应对火灾，火势威胁莱日-卡普费雷镇，欧盟委员会已部署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灭火资源支援。
在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马德里被火海包围 / 西班牙马德里周边爆发多起山火：由于冬季多雨导致植被茂盛后经酷暑干枯，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地区火灾烧毁3.2万公顷，马德里周边多地处于火海包围状态。
在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马德里被火海包围 / 法国其他火灾情况 / 瓦尔省：受密特拉风影响火势复燃 / 瓦尔省受密特拉风影响火势复燃：瓦尔省火灾在一天内烧毁近2500公顷，虽一度受控，但受强劲密特拉风影响再次复燃，导致300人被预防性疏散。
在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马德里被火海包围 / 法国其他火灾情况 / 气候变化加剧干旱 / 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干旱：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研究指出，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干旱程度，使得6-7月热浪期间森林极易起火。
僵局 / 气候变暖与火灾的恶性循环：分析认为气候变暖、高温与干旱直接导致火灾剧烈化，尽管法国在森林整治上投入资金，但面对气候临界点依然脆弱。
埃博拉：在刚果金，“疫情正在爆发，而我们被抛弃了” /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爆发与资金匮乏：刚果金爆发第十七次埃博拉疫情导致1000多人死亡，因缺乏资金及薪资，当地医护罢工导致防控失控，病例数在五周内翻三倍。
淘金热与森林砍伐：加剧因素 / 淘金热与森林砍伐加速病毒传播：刚果金东北部因金矿开采导致大规模森林砍伐，破坏动物栖息地并增加人类接触，为埃博拉病毒跨物种传播提供了条件。
Sébastien Lecornu / 一位擅长两面派之道的总理 / 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的管理争议：上任近十个月的总理勒科尔尼因管理风格被部分部长反感，包括通过媒体批评政府支出请求及命令下属进行药检。
能源代理人 / “优惠价格是我们身份地位中最后一个仍可被攻击的图腾” / 能源行业从业者罢工抗议削减福利：政府考虑取消1946年设立的能源员工低电费/燃气费福利，引发CGT等工会号召于9月15日举行罢工。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内部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待遇 / SNCF内部社会待遇两极分化：SNCF在2018年改革后停止以“铁路工人”身份招聘，导致新旧员工在退休金、裁员保障等福利上出现显著差异。
随着中东危机，TotalEnergies 的利润飙升 / TotalEnergies利用中东危机利润飙升：受中东冲突导致油价上涨影响，TotalEnergies上半年利润增长72%至112亿美元，引发超额利润征税讨论。
红海袭击桶价再次触及 100 美元 / 红海袭击导致原油价格触及100美元：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及中东局势升级，推高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至99.76美元，引发欧洲对能源冲击的担忧。
克雷波尔谋杀案认定种族主义加重情节 / 克雷波尔谋杀案认定种族主义加重情节：法官根据证词认定2023年托马斯·佩罗托谋杀案所有被告具有种族主义加重情节，案发时存在针对白人的敌对言论。
菲尔兹奖获奖者王红为法国赢得荣誉 / 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研究员王红因在调和分析领域的贡献获得菲尔兹奖，成为第三位获奖女性，她曾在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和萨克雷大学学习。
出生率下降：哪些地区最具韧性？ / 法国出生率降至1918年以来最低：Insee报告显示，2010-2022年法国出生人数下降14%，生育率指标从2.03降至1.55，且下降趋势覆盖所有省份。
三颗天体在轨道上运行，首例发现 / 天体物理学家首现三体轨道运行系统：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发现：一个卫星围绕棕矮星运行，而该棕矮星又围绕另一颗天体运行，属首例发现。
大宗库存与收藏品 / 没有目标的战争 / 美以袭击导致伊朗最高领袖Khamenei被消灭：2月28日美以联合打击消灭了伊朗最高领袖Khamenei，虽结束其37年统治，但袭击被指违反国际法并加剧伊朗经济危机。
观点/ / 为什么必须捍卫发展研究机构 (IRD) / 研究人员反对将IRD兼并至CNRS：IRD研究人员集体发声，反对政府将发展研究机构兼并至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认为这将削弱国际合作及应对全球危机的长周期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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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eur, Amandine Bascoul, Amstel Gold Race, Arcachon Photos, Au Kurdistan, Au Louvre, Au Parlement, Avec Aaron Eckhart, Avec Maxime Gast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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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 24.07.2026.pdf 中文镜像版

3 € 第一版。第 13996 号

星期五 24 JUILI ET 2026

www.liberation.fr

PA PHOTOS: ARACA

在吉伦特省，从周三到周四的深夜。照片：STEPHANIE MARIE REUTERS

MORION

M 00135 - 24 - F 3,00 €

解放报

OASIS VS BLUR 英国人与 狂怒 CARIER CENTRAL

L'LOFURITO

“这太可怕了”

四年前曾被火焰吞噬，阿尔卡雄湾如今必须再次与火魔作斗争。 20 000 人不得不紧急撤离。

第 2-5 页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 德国 3,80 € 西班牙 3,60 € 希腊 3,50 € 卢森堡 3,20 € 摩洛哥 22 丹麦葡萄牙 (大陆) 3,90 € 瑞士 3,90 CHF

2 事件

解放报星期五 2026 年 7 月 24 日

在波尔日与莱日-卡普费雷 (吉伦特省) 之间，周四。

这场强度极高的火灾正威胁着部分住宅。

阿尔卡雄湾火灾

“很难相信这一切又发生了”

在看到火焰之前，刺鼻的气味已让人感到喉咙发紧。烟柱给人的感觉像是吞噬了地平线。在上方，消防员们正忙于扑灭一场在 24 小时内已烧毁 3700 多个公顷土地的火灾，天空变成了深褐色。太阳仅剩下一个巨大的红色圆盘。在路边，蝗虫从枯草中跃出，成群地逃离。鸟类在空中盘旋，失去了方向。

在吉伦特省的道路上，救援行动的队列与前来帮忙的居民交织在一起。拖拉机将水罐车拉向受威胁的地块。不远处，在波尔日与莱日-卡普费雷 (吉伦特省) 之间，一长排消防车整齐排列，筑起一道屏障，试图保护前线的房屋。

在 2022, 年的大火袭击四年后，吉伦特省再次陷入火海，在 24 小时内烧毁了 3700 多个公顷的土地。20 000 名居民和游客已被撤离。

作者：EVA FONTENEAU，阿尔卡雄湾特派记者照片：A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在该区域上空飞行提供支援。在花园里，有些人试图争取宝贵的几分钟。固定在瓦片上的软管正倾泻着大量的水。在邻居家，自动喷淋机正全力运转。几把翻倒的椅子，紧闭的百叶窗，留在大门后的汽车。这些都是紧急撤离的痕迹。前一天，该省西部的数千名居民接到了尽快撤离的命令。在火线几公里外，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们此刻正焦急地关注着最新消息。在波尔日的节日大厅里，简易行军床整齐排列。少数被撤离的居民在下午时分由于疲惫不堪而在这里昏睡。在室外，其他人正排队等待一辆紧急派遣而来的餐车，这是一种团结的体现。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火势会蔓延到哪里？“我们只希望我们的房子能保住，”一对坐在长凳上的退休夫妇激动地说道。他们不停地刷新市政厅的网站。在远处，风似乎每分每秒都在为这头火魔提供新的动力。对许多人来说，无法不想起 2022 年的夏天，当时吉伦特省有超过 30 000 公顷的森林被焚毁。四年后，这种创伤依然深深地刻在记忆中。

营地与海滩被清空

尽管对进展保持谨慎，但消防员们严肃的面孔表明—— 续第 4 页

在吉伦特省，这些火灾发生在 2022 年大火四年之后，当年的火灾让整个省陷入了创伤。

Yasmine 和她的伴侣 Aymeric，已被撤离。

$\text{A400M 运输机}$：一款即将投入灭火战争的军用飞机

这款由 $\text{Airbus}$ (空中客车) 设计的部队与物资运输机可在其货舱中安装水或$\text{阻燃剂}$投放套件，其容量相当于三架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政府发言人 $\text{莫德·布雷贡}$ 周四宣布，该机将于“7月底前”被动员起来。

这是一支用于抗击火灾的新增辅助力量。政府发言人 $\text{莫德·布雷贡}$ 周四宣布，$\text{Airbus}$ (空中客车) 的 $\text{A400M 运输机}$ 将在“7月底前”被动员，以应对在多个地区蔓延的森林火灾。$\text{A400M 运输机}$ 全长 45 米，公布的最高时速为 890 km/h，由四台发动机驱动，原为战争环境设计。

这款专为军事人员运输而设计的大型运输机经过重新设计，使其能够用于灭火工作：$\text{Airbus}$ (空中客车) 开发了一套可拆卸的套件，可加载在货舱中，将飞机转变为水上轰炸机。通过制造商预定的改装，$\text{A400M 运输机}$ 可以装载 20 吨水，相当于三架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的容量，随后由该系统（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通过后舱门投放。据 Laurent Nuñez 称，该飞机应被用于播撒$\text{阻燃剂}$，这是一种旨在控制火势并保护易受影响区域的产品。

“机动性”。征用 $\text{A400M 运输机}$ 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为了应对“飞机短缺以及灭火手段不足”，$\text{Airbus}$ (空中客车) 的一名发言人解释道。这是一次增强部署，旨在填补一支无法覆盖今年夏天受火灾影响尤为严重的法国本土领土的机队之缺口。根据该飞机制造商的说法，$\text{A400M 运输机}$ 能够执行“昼夜操作”，因此将支持由 12 架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组成的法国机队，后者的平均机龄目前为 30 年。一份日期为 2025, 的$\text{国民议会}$ (法国议会下院) 报告指出，该项目“具有无需对 $\text{Airbus}$ $\text{A400M 运输机}$ 进行任何结构性修改的优势”，并将该飞机描述为一款“以低速和低空具有极高机动性而闻名的设备”。它可以在沙地、草地或碎石跑道上起降。根据 $\text{Airbus}$ (空中客车) 的说法，这种“在短距离且未铺装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的能力”使得“能够利用位于火灾区域附近的广泛航空基地和机场进行操作”。

然而，这款军用飞机也有一个缺点。航空专业记者 $\text{弗雷德里克·马萨利}$ 在去年接受 $\text{Jumpseat & Aerobuzz}$ (航空媒体) 采访时表示，尽管它“对于平原地区的火灾很有用”，但在“有地形起伏的地方则无法使用”。

由于其设计方案是通过后舱门投放，航空记者描述道，$\text{Airbus}$ (空中客车) 的这款飞机只能在“机头抬高”的情况下投放液体，“以确保后方的流畅排空”。这与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不同，后者可以机头向下进行操作，这在地形复杂区域的干预中是一个显著区别。因此，这款军用飞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有用的增援”，但 $\text{弗雷德里克·马萨利}$ 进一步阐述道，“认为 $\text{A400M 运输机}$ 能够取代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是没有意义的”。

[[IMG_XXXX]] (注：此处对应原文图片说明) 一架 $\text{A400M 运输机}$ 2022. 年 7 月在西班牙进行试飞。照片 A. MOLINOS AFP

尽管如此，$\text{Airbus}$ (空中客车) 方面仍为其辩护，称其具有吸引力的特性，“它完全可以在低空飞行，速度在 600 km/h 左右”。对方承认：“对于这个尺寸的飞机来说，它非常灵活，提供了相当宽的使用范围，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降落，但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它无法取代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培训”。由于其特性，该设备也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因为其拖曳式流出方式无法进行大规模投放。在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能够在不到两秒钟内投放六吨水的情况下，$\text{空中客车}$ 宣称其所需时长为十秒。尽管效果更为分散，但飞机制造商解释说，这可以覆盖“更大的面积”。

该装置虽然不需要对飞机进行任何永久性改装，但需要对机组人员进行额外培训。因为根据 $\text{弗雷德里克·马萨利}$ 的说法，“在火灾条件下，在低空且有地形起伏的情况下驾驶重型飞机是一项罕见的专业技能。必须考虑飞行员的培训，因为在火场上空飞行绝非随兴之举”。

然而，政府发言人 $\text{莫德·布雷贡}$ 周四宣布，该设备仍处于“装备过程中，机组人员仍在接受培训”。“相关手段[...]已部署到位，显然还经历了一个针对飞机及操作人员安全性的测试和控制阶段。” 2025 年的一份议会报告描述道，一旦 $\text{A400M 运输机}$投入使用，唯一涉及的成本将是“飞行员的报酬以及与灭火行动相关的燃料和维护成本”。因此，这比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 便宜，后者需要预算数千万欧元。

ELIOTT LERAT

4 事件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接第 2 页）几乎看不到缓解迹象。周四下午早些时候，$\text{吉伦特省}$消防救援部门负责人 $\text{马克·费尔默伦}$ 提到气象条件“不利”。极端的酷热和“不稳定”的旋转风形成了一种极易引发 $\text{对流性火灾}$ 的组合——这类火灾不受风向或地形引导，而是通过可燃物质自我维持，直到“爆炸”并“向四面八方蔓延”。居民、度假者、劳动者……根据周四 20 点更新的最新统计，共有 20 000 多名居民被疏散。面对惊愕的游客，整个露营地和海滩都被清空。

雅丝敏（Yasmine）和她的伴侣艾梅里克（Aymeric）在周四凌晨 4 点左右离开了家。灰烬如雨般落下，被火焰染红的云层变得愈发威胁。这对夫妇在 $\text{波尔日}$ 镇的森林边缘经营着一家教育农场。“救援人员来到我们家，告诉我们要尽快离开。” 在匆忙之中，他们只来得及带走部分动物：驴子、兔子、山羊以及他们的爱犬香草（Vanille）。一些猪、家禽和鹅被留在原地。“把它们单独留在那里令人心碎，但我们别无选择，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们回去了给它们喂水，但不知道是否还会被允许再次回去，” 雅丝敏沮丧地说道，脸上写满了疲惫。他们一起在面包车里搭建了一个临时营地，带着那些没能找到其他避难所的山羊。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保证，他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干旱。直到今年，他看到自家物业旁的河流几乎完全干涸。

“这勾起了糟糕的回忆”

朱莉亚（Julia）和索汉（Sohan）是两名二十多岁的法学系学生，他们没有等待官方的撤离指令。傍晚时分，通过口耳相传，他们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我们在我父亲家度假。这勾起了相当糟糕的回忆，”索汉叹了口气，他坐在 $\text{波尔日}$ (Le Porge) 社区活动中心前的一把野餐椅上。2022年，他参与建造的家庭住宅就曾险些被大火吞噬。“很难相信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对情侣在车里仅睡了两小时，他们宁愿将大厅里的空间留给更虚弱的人。

在撤离途中，他们还接走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性，她独自在家，没有避难方案。“这里确实有一种美好的团结精神，”索汉观察到。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离开。比如那位 91 岁的老邻居，他拒绝离开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家。对于朱莉亚来说，这个夜晚也具有了另一种意义：“这里发生的事情令人恐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就是气候变暖将带给我们的写照。”她列举了日益增多的热浪、火灾和洪水。“今年我们跨过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再也无法回头了。”

一件夜间穿的套衫，一条毯子，一瓶洗发水，一把牙刷。“你总以为在不得不抛下一切、仅携带必需品离开的那一天会很简单，但我在离开家时真的大脑短路了，”38 岁的护理员奥蕾莉（Aurélie）紧张地笑了起来。她和 17 岁的女儿洛拉（Lola）睡在一小块草地上，就在行军床不远处，为了不让他们的狗和小猫造成干扰。“太可怕了，真的感觉我们正被火焰包围，”她在指着地平线上变黑的烟雾时透露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但至少现在我们很安全，而且大家都在互相帮助。”

剧烈蔓延

傍晚时分，近 800 名消防员和 150 辆设备（包括一架 Dash 水上轰炸机、两架 $\text{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两架更轻型的 Air Tractor 飞机和一架侦察直升机）仍处于动员状态，试图控制在当天晚些时候蔓延至 $\text{莱日-卡普费雷}$ (Lège-Cap-Ferret) 镇的火焰。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已有一栋房屋被烧毁。目前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火势突破新界限，导致卡普费雷半岛不得不撤离，那里聚集了数千名游客，其中一些人自周三起就被困在那。由于唯一的进入通道长达 22 公里，居民逃生的唯一方法将是乘海而逃。“我们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一名高级军官在两次灭火行动之间低声说道。面对此次规模，欧盟委员会周四宣布部署来自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的两架水上轰炸机和两架直升机，以增强投入的资源。

这次剧烈的蔓延发生在周二两名专业消防员安东尼·贝尔托姆（Anthony Berthome）和威尔弗里德·施密特（Wilfried Schmitter）在同一 $\text{吉伦特省}$ (Gironde) 的梅里尼亚克（Mérignac）执行任务时牺牲仅几小时之后。这两名男子均 34 岁，在与茂密森林火灾作斗争时被困。目前已就涉嫌蓄意纵火展开调查。周四，另一名消防员在行动中受伤。

而新火灾的威胁并未消散。在经历了法国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波第三次热浪之后，$\text{吉伦特省}$ (Gironde) 所经历的缓解是非常相对的。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预测，强热天气将在下周末起再次回归。 ➤

周三，马德里西南方向阿尔莫罗克斯（Almorox）镇附近的一场森林火灾。照片来源：法新社 (AFP)

在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马德里被火海包围

由于冬季降雨导致植被茂盛，随后在酷暑中干枯，这使得该国中部的山火愈演愈烈。

在欧洲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森林火灾没有给人们任何喘息之机。近日，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地区（Castille-La Manche）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已焚毁 32 000 公顷土地，并迫使瓜达拉哈拉省 34 个市镇的一千多名居民撤离；与此同时，西班牙首都周边也相继爆发多起火灾。这给人一种马德里部分被火场包围的感觉，这些火场有的在减弱，有的在扩大。目前，东部（塞拉斯镇 Selas，2 800 公顷被焚毁，六个定居点撤离）、西部（阿维拉附近的布尔戈洪多 Burgohondo 周边）以及尤其是西南部 Villa del Prado 周边有半打火灾在肆虐。根据救援部队的说法，后者在“极端条件”下发展：在托莱多省已焚毁 890 公顷土地，并在强风影响下迅速向首都方向蔓延。以至于通常不怎么危言耸听的马德里自治区主席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Isabel Díaz Ayuso）也表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人们尚未忘记 2025 年 8 月发生在马德里北部的特雷斯坎托斯（Tres Cantos）那场可怕的火灾，当时导致一人死亡，火势渗入住宅区并杀死了许多动物。如果统计本月初以来被焚毁的公顷数，主要由于瓜达拉哈拉省 La Mierla 村周围那场历史性的火灾，西班牙成为了欧洲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无力感”。当穆尔西亚（Murcie）或瓦伦西亚自治区等东部地区也被列入“红色警报”时，人们仍未从瓜达拉哈拉那场规模宏大的、且目前依然在燃烧的火灾中恢复过来。在受影响的 34 个市镇中，仅有 5 个市镇的居民能够返回家中；其余人员仍被安置在体育馆中，等待消防员允许进入其村镇。这场火灾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在距离马德里仅一百公里的地方，它摧毁了北塞拉（Sierra Norte）自然公园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其松林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危及了在该地拥有稳定栖息地的伊比利亚狼和伊比利亚鼩等物种。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大学全球变化研究所所长亚德里安·埃斯库德罗（Adrián Escudero）警告称：“这些‘第六代火灾’所达到的温度极高，我们尚不清楚植被的再生能力。”尽管地区当局称火势已“总体受控”，但火势仍在扩张。一名在体育馆避难的 La Mierla 居民见证道：“高温和强风如此剧烈，让人觉得随时可能起火。我曾看到一台农机在撞击石头时产生火花，引发了 500 米长的火势，幸好立即被控制住了。我们感到很无力。”

在足球狂欢的喜悦尚未消退之时，西班牙必须面对频发的火灾。7 月初，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Almería）的一场火灾已震惊人心，造成 12 人死亡，死者多为居住在荒野灌木丛中孤立农场里的外国居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些灌木的生长得益于冬季的充沛雨量。所有专家一致认为，这是导致全国范围内火灾加剧的主要因素：植被过于茂盛。

$\text{解放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周二，在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的 L'Argentière-La-Bessée。照片：ETIENNE MAURY ITEM

在农村地区被遗弃的背景下。尽管如此，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主席强调了“已投入的预防工作，这些工作限制了损失，并使得具有极高价值的植物群得以保存”。

“预防”。政府首脑、社会主义者佩德罗·桑切斯在访问受灾核心地带时，强调了为了应对气候失调之苦，建立一项“国家协定”的必要性：“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灭火；还必须强调预防。气候紧急情况在夺取生命，且受影响的农村地区正变得日益贫困，这一点已愈发明显。”

这一国家协定意味着需要与主要反对党——人民党（右翼）达成一致。但该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没有表现出此意向。他目前的言论集中在“社会主义者的腐败”以及将社会援助作为“国家优先事项”——这是一种公开的排外政策，他及其极右翼合作伙伴 Vox 计划在他们共同领导的地区实施，并且如果权力落入他们手中，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FRANÇOIS MUSSEAU 马德里特派记者

法国其他火灾情况

瓦尔省：受密特拉风影响火势复燃

该省的消防员仍在与火焰搏斗。据省长称，这场火灾于周二正午在的一片农田地带起火，在一天之内烧毁了近 2 500 公顷，随后火势得到控制。省长于周四上午允许 400 名疏散人员返回家中。但周四傍晚获悉，在强劲的密特拉风（mistral）影响下，发生了多起火势复燃，威胁到庞特韦斯（Pontevès）、科伦斯（Correns）、科蒂尼亚克（Cotignac）和蒙福-苏尔-阿尔让（Montfort-sur-Argens）等市镇。另有 300 人再次被预防性疏散。

科西嘉岛：雷斯托尼卡谷火势仍在持续

在上科西嘉省，位于科尔特（Corte）附近雷斯托尼卡（Restonica）谷的一场火灾已持续约十二天，过火面积近 600 公顷。省政府在周四上午的最新进展报告中指出，火势“进展非常缓慢”。消防员仍坚守岗位，周四投入了两架轻型灭火直升机、一架重型灭火直升机以及两架飞机。

埃克兰山脉仍有火光

一周前在上阿尔卑斯省埃克兰（Ecrins）山脉地区发生的火灾仍未被扑灭。据省政府称，在拉尔让蒂埃尔-拉贝塞（L'Argentière-la-Bessée）和弗雷西尼耶尔（Freissinières）市镇上方的过火面积预计在 200 至 220 公顷之间，目前暂无住房受到火焰威胁。

气候变化加剧干旱

由于数月来植被和土壤极其干燥，森林极易起火，而 6 月和 7 月席卷欧洲大陆的异常热浪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干旱。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组织的气候学家在周四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总结道，主要是由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持续燃烧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得干旱程度更加严重。

写作空间 (ÉCITURIAL)

作者保罗·基尼奥 (PAUL QUINIO)

僵局

那是四年前的事。但由于 La Teste-de-Buch 和 Landiras（吉伦特省）这两个名字深深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感觉就像是前天一样。当时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才扑灭这两场火灾。在那年的七月，整个省共有 36 750 名居民被迫撤离，20 800 公顷森林被毁。那是一次创伤。四年后，噩梦在阿尔卡雄湾周围再次上演；周四，在波尔日和莱日市镇周边，有 20 000 人不得不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而且已经有超过 3 700 公顷的土地被焚毁。四年前，土壤和植被的干旱被认为是解释 La Teste-de-Buch 和 Landiras 火灾规模的决定性因素。今年情况相同，自五月以来，三波早发且剧烈的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显然加剧了植被和土壤的干旱。干旱——需要提醒的是吗？——是气候变暖的直接结果。气候变暖、高温、干旱、火灾，这四个词之间需要画上连线，才能想象出我们正继续陷入的僵局。显然，而且幸运的是，这四年间并非“什么都没发生”。资金已经投入，森林整治已经展开，在这些毁灭性火灾的研究及分析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们可以讨论所部署手段的规模。不足，必然是不足的。但这些火灾的剧烈程度，它们在每个人心中引发的特定恐惧，以及给受害者带来的创伤性质，都应该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僵局，改变思维模式，而不是仅仅认为只要投入资源，四年后阿尔卡雄湾的居民在夏天到来时就能心安理得。以及那些依然渴望前往那里的度假者。 ➤

6 世界

解放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作者 MARIA MALAGARDIS

杰罗姆·库阿奇 (Jérôme Kouachi) 坦然承认。这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RDC) 的紧急事务负责人，“经常使用消防员的词汇”来描述这位卫生危机资深专家在这个巨大国家中所面对的最猛烈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像“扑灭”疫情、“活跃病灶”这样的词汇经常出现在这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人的话语中，因为他正“每周七天”地奋斗，试图遏制两个月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面积相当于 1.5 个瑞士的伊图里省 (Ituri) 肆虐的“火势”。然而，这一次流行的是一种名为 Bundibugyo 的菌株，目前既没有治疗方法也没有疫苗。而且情况在不断恶化。

周三，世界卫生组织 (OMS) 宣布，自疫情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已突破 1000 大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乌干达记录了两例死亡，而后者在不到三个月内已累计 1033 人死亡。伤亡数字在持续上升。但早在 14 Juillet，世卫组织就估计，“埃博拉病例的真实数量至少是官方申报病例的两倍，潜在情况下可能是四倍”。

无数武装团体

“我们面临的是多个火源同时出现的情况，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感染的扩散速度远快于 2018-2020 年的那次流行病，”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被采访到的热罗姆·夸奇（Jérôme Kouachi）回忆道。作为流行病的中心，伊图里省还面临着慢性营养不良和疟疾的威胁。此外，这里还经常爆发霍乱和鼠疫，后者在每个雨季都会重新出现。而下一个雨季将在三周后到来。更不用说无数武装团体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其中杀戮最严重的仍然是民主武装部队（ADF），这是一个隶属于伊斯兰国的组织。7 月 15 日，另一支民兵组织——刚果爱国与整合部队（FPIC）引发了枪战，并摧毁了位于距离布尼亚约六十公里处的尼扬昆德（Nyankunde）埃博拉治疗中心（CTE），导致所有患者逃散，如今四处流离。

“超过 80% 的新病例是在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检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 7 月 16 日指出。最后一则坏消息是，病毒在 7 月初已向北扩散到相邻的上韦莱省，并向西扩散到绍波省，后者的首府基桑加尼（Kisangani）计-

埃博拉：在刚果金，“疫情正在爆发，而我们被抛弃了”

尽管刚果政府和国际社会此前做出承诺，但用于遏制病毒传播的资金依然匮乏。由于未能获得薪资，当地工作人员已开始罢工，而此时局势已失控，病毒已造成 1000 多个死亡病例。

7月16日已记录到三例死亡。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在7月15日强调：“在不到五周的时间里，确诊病例数翻了三倍，[...] 死亡人数增加了五倍多。我们一直在被动追赶疫情，而不是领先于它。”

在当地，所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应对工作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这个国家破败不堪，缺乏基础设施和公路。“MSF 管理着 435 张床位。但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该组织在布尼亚（Bunia）的协调员弗雷德里克·莱·马南特索阿（Frédéric Lai Manantsoa）指出。

“钱到底去哪了？”在布尼亚总医院工作的杰姆斯·洛桑达（Djem's Losanda）愤怒地质问。当$\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与他联系时，他已经居家好几天了。与大多数当地医疗人员一样，他正在参加罢工。“疫情宣布爆发之初，我们仅仅听从内心的召唤，为了拯救民众，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他讲述道，一百多名同事被感染。但两个月来，我们一次工资都没有收到！然而，我们的政府曾承诺投入 20 millions de dollars（176 millions d'euros，编者注）用于应对。然后呢？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给省长写信，他从未回复。”

杰姆斯·洛桑达留在家里，既是为了表达愤怒，也是因为缺乏手段。“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了，我得步行七公里才能到医院。我甚至没钱付房租，没钱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没钱付手机话费。疫情正在爆发，而我们被抛弃了。”

周一，在距离布尼亚 450 公里的鲁瓦姆帕拉（Rwampara）医院前，随后在周三的省会城市，医疗人员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焚烧轮胎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为了上报疑似病例而设立的绿色热线如今经常无人接听。“负责的人员因为没拿到工资而失去了动力，”杰姆斯·洛桑达进一步解释，并谴责距离伊图里（Ituri） 3000 公里的国家首都金沙萨的“冷漠”。刚果当局并非唯一给出空头支票的一方。在6月19日于埃维昂举行的最近一次 G7 峰会上，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承诺将大力支持埃博拉应对工作，多次承诺提供财务援助，累计金额高达 2000 000 000 美元（两 milliard）。然而，一个月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仅覆盖了其应对疫情资金需求的 20%，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承认收到的资金不足原定卫生危机预算的 40%。

后果严重的盲目

世界卫生组织主任在7月16日的发言中提到，为了完成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ACM）最初 518 millions de dollars 的联合计划，还缺口“超过 400 millions de dollars”。“在 G7 峰会上，承诺被反复提及。但这种宣言已不再能说服任何人。因为实际上，这次非洲疫情并非全球强国的优先事项，”乐施会（Oxfam）国际团结活动与倡导部门负责人巴蒂斯特·菲卢（Baptiste Filloux）叹息道。该非政府组织在伊图里、布尼亚和蒙瓜卢（Mungwalu）设有分支机构，后者是一座矿业小镇，疫情很可能在此地爆发（见侧边栏），早在 5月15日刚果卫生部正式宣布之前。

“在 2024 到 2026 年的一年时间里，G7 国家减少了 48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或发展资金，”巴普蒂斯特·菲卢（Baptiste Filloux）补充道。他谴责这种盲目行为将带来严重后果：“如果没有适当的应对，疫情不仅将继续造成破坏并扩散，而且人道主义资金也是一个和平因素。失去这些援助，该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全感将会增加。”

在同样受病毒影响的邻国乌干达，最后一名登记的患者已于 15 Juillet 康复出院。根据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在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Bukavu）联系到的一名无国界医生（MSF）官员称，在基伍省北部和南部由 AFC-M23 叛军占领的地区，自 7 月中旬以来也未再发现病例。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五 24 Juillet 2026

淘金热与森林砍伐：加剧因素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由于贵金属开采导致树木被砍伐，这为在该国东部已肆虐数月的埃博拉病毒的出现提供了便利。

刚果民主共和国（RDC）于 15 5月正式宣布爆发第十七次埃博拉疫情（见旁篇），其传播速度“比以往所有疫情都要快”。这场悲剧并非偶然。它是科学家们详细描述的一种现象所导致的预见性结果：森林破坏、矿业开采以及人口迁移如何促进了病毒与其人类宿主之间的接触。根据最新的模型研究，该疫情爆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伊图里省的蒙格巴卢地区，正是非洲中埃博拉病毒出现风险大幅增加的地区之一。

这一联系尤其得到了美国传染病专家卡森·特尔福德（Carson Telford）的研究。他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多位同事在 2025 年发表于《新兴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的一篇科学论文中，探讨了埃博拉疫情爆发的条件。他们的分析将这一风险归结为多种因素：森林砍伐、气候，以及某些人类活动，如狩猎或野生动物肉类贸易。

金融市场、珠宝业或科技领域

基于这些参数，研究人员为赤道非洲的不同地区评定了埃博拉病毒爆发的风险分数。蒙格布瓦卢（Mongbwalu）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根据 2024 年的计算，该地区已处于最令人担忧的区域之列，无论是在总体爆发风险还是风险增长速度方面。蒙格布瓦卢以地下资源丰富而闻名：根据独立研究机构 Ipis 的一份地图，该市周围记录有约 10 处金矿。因此，为了开采矿石，森林砍伐现象极其猖獗：“必须砍伐树木才能从地下挖掘黄金，”金沙萨大学传染病生态学教授兼非洲 One Health 研究所副所长 Didier Bompangue 解释道，而且还需要为所有被该产业吸引而至的人提供“住所和食物”。他提醒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手工采金是允许的，这并非国家公司的专属活动。”

关于这些病毒自然宿主（即它们生长发育的动物物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悬而未决。多个证据指向了蝙蝠。

6 月 19 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赖省的布尼亚（Bunia），一名居住在孤儿院的埃博拉病毒受害者的葬礼。照片：JOEPIN MWISHA。AFP

因此，该地区出现了一种淘金热，旨在开采一种每盎司交易价格在 4 000 美元（3 500 欧元）左右的金属，其 2025 年的全球产量超过 3 500 吨。这一活动主要服务于金融市场，同时也服务于珠宝业（28 %）或科技领域（7 %）。结果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是木材工业、农业，然后是采矿业，”Didier Bompangue 指出。“在过去的 25 年里，根据卫星指标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森林砍伐率在 15 % 左右。”在蒙格布瓦卢地区，由非政府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管理的 Global Forest Watch 数据显示，在过去 15 年中，森林砍伐现象明显加速。

在建立了黄金工业与森林砍伐之间联系后，接下来需要理解的是森林消失与埃博拉病毒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尚未完全掌握此类病毒爆发的所有机制。关于其自然宿主（即它们生长发育的动物物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悬而未决。多个证据指向了生活在森林中并以水果为食的蝙蝠。与冠状病毒类似，向人类的传播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另一种被感染的物种（如被猎杀作为肉食的大猿）间接传播。

Sébastien Lecornu

一位擅长两面派之道的总理

这位上任近十个月的前共和党（LR）政府首脑，将克制与狡黠结合在一起，结果导致许多马克龙派议员以及部分部长对他产生反感。

6月9日，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在$\text{国民议会}$ (法国议会下院)。摄影：DENIS ALLARD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被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暂停职权的六名共和党（LR）部长，由于身在政府内部，他们反而对总理的管理没有异议。“我们得到了良好的对待，服务周到，”其中一名部长的顾问报道称。而与其他部长之间，气氛则显得冷淡一些。许多人对他以权威自居的姿态感到恼火。6月13日，马蒂尼翁宫（总理府）向媒体泄露了一封信，在预算案临近之时，严厉地批评他们提出新支出需求的请求是“不现实的”。“通过在《回声报》上发信打击自己的政府，以此通过对比来抬高自己，显然对集体没有好处，”其中一名部长对此颇有微词。四天后，勒科尔尼命令其部长对其下属进行不定期检测，旨在发现可能存在的药物滥用行为。同月下旬，正值全国在酷暑中煎熬之际，马蒂尼翁宫暗示政府今年夏天可能没有假期。“没有任何一名部长会在关闭手机的情况下休假，”一名行政部门的顾问恼火地说道。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 这种行为是‘反向亲近’：对反对派温和，对自己人粗暴。”

一名复兴党（Renaissance）议员

他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公众眼中是行之有效的。而一名亲信则在为他辩护：“我不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法国人民希望看到被吸毒顾问环绕且休假过久的部长。”虽然勒科尔尼让部长和议员们感到愤怒，但在爱丽舍宫，他依然获得了全方位的支持。在议会解散后陷入长期动荡的情况下，这位来自诺曼底的人为国家元首带来了一丝喘息之机。随着他在马蒂尼翁宫执政月份的累积，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逐渐消散。更不用说，他很乐意让上司宣称是他自己的政治胜利（例如针对社交网络的斗争、辅助死亡法案、以及2025年11月宣布的首批志愿兵役队列）。甚至在枫丹白露火灾期间，他允许总统扮演“神医”般的角色。他是一个忠诚且低调的避雷针。“他的目标是什么？撑住并度过圣诞节。障碍在哪里？预算，”一名顾问总结道。当勒科尔尼在公开场合对法国的债务水平以及2027年预算案在$\text{国民议会}$ (法国议会下院) 通过的难度表示担忧时，他并非在演戏。“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竞选，不能确定秋天是否不会出现动荡或被弹劾，”他的一位对话者述说。自年初以来，勒科尔尼面对一名财政部（Bercy）部长所形容的“永久危机”——汉坦病毒、结节性皮肤病、燃油价格上涨、酷暑——而他执迷于尽可能减少支出。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在通货膨胀高峰期重复公共支出失控的局面。

能源代理人

“优惠价格是我们身份地位中最后一个仍可被攻击的图腾”

鉴于政府希望取消能源行业从业人员（EDF、Engie、GRDF 等）在电费和燃气费方面的实物福利，跨工会组织已号召在 9 月 15 日进行罢工。以下是来自 CGT Énergie 的 Fabrice Coudour 的解释。

采访记录： DAMIEN DOLE

这是一则在热浪之后发布的消息，它再次加热了法国的社会氛围。继 7 月 17 日公布的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报告之后，政府表示正考虑削减能源行业从业人员及退休人员的“员工价格”（tarif agent），该制度设立于 1946.。根据坎邦街（rue Cambon）法官的说法，这项社会权利不设消费限制，使员工支付的电费仅为其他消费者支付平均价格的 2,2 %，燃气费仅为 1,8 %。这种实物福利导致 EDF 在 2018 和 2024 年之间，平均每年损失 381 百万欧元；而与之相对的是，EDF 在过去三年中的平均年利润高达 10 十亿欧元。

面对这次针对该行业“社会契约的新攻击”，所有参与的跨工会组织（CGT, CFE-CGC, CFDT 和 FO）已宣布于 9 月 15 日举行罢工。CGT 矿业与能源联邦秘书长 Fabrice Coudour 曾在 2023 年反养老金改革斗争中处于前沿，他解释了此次行动的原因，旨在维护 141 000 名能源从业者（EDF, Enedis, Engie, GRDF...）以及超过 160 000 名该行业退休人员的身份地位。

对于政府想要削减员工价格的做法，您如何回应？

我们承认自己拥有优势，但这是一种权利，是我们身份地位的一部分。没有任何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质疑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当我购买商业人员、手工艺人或记者的产品时，我不会去讨论他们享有的社会或税收优惠。显然，员工价格是一个社会图腾。而它是我们身份地位中最后一个仍可被攻击的图腾。

您是否同意审计法院的计算结果？

审计法院是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计算的，而我们谴责这种经济体系，因为这些价格相对于实际生产成本而言过高。

其次，必须使用正确的价值衡量标准。员工价格在用户账单中平均仅占 1 %。这看起来可能很多，但对于一个全电消费的法国典型家庭，年均账单 2 000 欧元，这每年仅意味着不到 20 欧元。

政府将会援引购买力问题……

但账单上的其他项目成本要高得多。例如，2025 年订阅费的增值税（TVA）从 5,5 % 上升到 20 %。这 14,5 % 的差额是一种“增值税滥用”，导致平均每张账单每年多出 300 欧元。此外，当我们将员工的“成本”（退休金、社会活动、员工价格和薪资总额）累加起来时，FNME-CGT 估计，这在法国人电费账单最终产品的占比在 18 % 到 20 % 之间，燃气方面则略低。根据 Insee 的数据，在法国所有最终产品中，薪资总额在产品最终成本中的权重为 47 %（注：该研究日期为 2019,）。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我们的一项福利被限制，账单就会随之降低。当公民们看着 EDF 员工被国家指责时，他们没有注意到政府在账单上强加给他们的税收和涨价。

这次新的社会质疑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发生的？

针对代理费率的攻击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许多其他事件：2023 年我们的特殊退休制度，导致新入职人员不再享有与他人相同的权利；我们的退休基金明明有盈余——而且我们要求降低注资税，这样可以让账单金额下降；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的工资标准；以及最后，针对育儿假、产假及病假期间维持原薪的攻击。与伊丽莎白·博尔内（Elisabeth Borne）在 2023 年的承诺相反，我们工资标准的最低起薪仍然低于法定最低工资（Smic）。

尽管你们在社会运动中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工会联合会（L'intersyndicale）是否立即达成了一致发声？

讨论很少，工会联合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强势。我认为他们会尝试要求我们进行谈判，但这不可谈判。这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他们肯定会向我们提出“祖父条款”（即对现有员工维持原状，但新员工将失去该权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个国家，人们已经厌倦了社会权益总是在退步，而资金明明是充足的，我们可以从大企业的财务业绩和分红中看到这一点，尤其是 EDF（法国电力公司）。能源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岗位具有吸引力，就不能在社会契约上吝啬。

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提到了 2022 年取得胜利的罢工，那些罢工促成了大幅度的涨薪。国家是否在试图削弱社会运动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

这是针对一个能够动员起来的行业（尤其是在退休制度改革期间）的定向攻击。我们收到了 400 多个以上的投诉，数十名活动人士被传唤至法院或纪律委员会。在酷暑、严寒或暴风雨期间，那些说“他们工作出色，支撑着国家”的同一拨人，随后又会说“看看这些贪婪的富翁和特权阶层”。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对立用户与劳动者的手段。 ➤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内部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待遇

工资、退休金、与企业的纽带……自 2020 年停止以“铁路工人（cheminots）”身份招聘人员以来，两种身份制度的共存给这家铁路集团带来了深远影响。

社会福利保障永远无法保证永久持续，即便它已有八十年的历史。政府对法国电力公司（EDF）和法国天然气公司（GDF）员工的内部优惠票价提出质疑便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维护自身身份的势头让人想起另一场引发标志性斗争的社会倒退。六年前，随着 2018 年改革的实施，SNCF 停止以“铁路工人”身份招聘新员工，从而引发了数周的罢工。

这种被一些人视为特权、被另一些人视为社会成果的身份在多次修订后，为 30 岁前被录用的人提供了多项福利：确保免于经济性裁员、可以提前退休（直到 2016 年，非一线工作人员为 55 岁，司机为 50 岁），以及免费乘坐火车。 “就像矿工或能源行业员工一样，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因为必须提高该职业的吸引力，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2002 年以该身份入职的铁路工人、SUD rail 联邦秘书朱利安·特罗卡（Julien Troccaz）解释道。

“嫉妒”。在距离贝尔西火车站（gare de Bercy）不远处，在 SNCF 帮助他在近 40 年前租住的公寓里， 76 岁的穆罕默德（Mohamed）回忆起当年在摩洛哥被接触的情景。 “他们当时在寻找身体强壮的人，” 这位前执行代理人回忆道，如今的他比那时瘦小得多。那时工作很辛苦，必须在凌晨起床组装火车。然而，由于他们不是欧洲公民，这些工人从未享有旨在缓解繁重工作节奏的“铁路工人”身份。 “每个人都想要这个身份，” 穆罕默德回忆道。因为在当时，成为铁路工人就意味着 “稳定。我们知道可以在 SNCF 发展职业生涯，在一百多个岗位上晋升，” 朱利安·特罗卡描述道。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补充说：“当你去找银行家时，很容易获得贷款。”

工会认为，自从停止该身份招聘以来，许多员工的稳定性已被不确定性所取代。 “ 2020 年也是向竞争开放以及持续进行组织重组的一年，” CFDT 铁路工会总书记托马斯·卡韦尔（Thomas Cavel）感叹道。 19 5 月，一份参议院报告正好对竞争机制引入后的公共财政状况给出了“不确定”的评估。据报告员称，垄断的结束虽然降低了 TER（区域快车）的运营成本，但也会导致“未预见的剧烈变动和混乱”。结果，从 2018 年起，一股辞职潮席卷该集团。例如， 2019 年的离职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40 %；而 2020 年，SNCF 有 1 168 人离职。

“从一家公共服务企业转向竞争对抗，可能会产生冲击。但最好的答案是，我们是一家增长中的企业，” 与此同时，铁路集团管理层对此表示满意，该集团在 2025 年保持了近 43 亿欧元的稳定营业额。从数学上看，随着停止身份招聘，标准 CDI（无限期合同，即合同工，目前占法国 150 000 名员工的 30 %）的人数预计到 2030 年将与原身份员工人数持平。由于这两种合同共存，“我们正努力确保...”

“……是为了在公司内部拥有相同的权利。唯一我们无法改变的是退休金获取方式，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明确指出。据多名员工称，这一话题“有时会在团队中引发嫉妒”。

该公司认为，如今能够抵御员工人数下降，部分原因在于铁路员工的平均薪酬在过去三年（2023 年至 2025 年）累计增长了 16,4 %，而总通货膨胀率为 8,1 %。“我们不能再用‘来我们这里是因为有身份保障，你可以更早退休’来招人了。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招聘，”管理层承认。

“对称性”。但薪酬政策并不总能确保新入职的铁路员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忠诚。SUD rail 工会在今年夏天总结社会审计报告时观察到，目前出现了人员流动趋势，“且因辞职而离开的情况增加，因为认同感不仅仅在于薪酬，”来自 CFDT 的 Thomas Cavel 补充道。“但最重要的变化是，合同现在是单独谈判的。以前，我们的薪资表是统一的，是透明的。现在，集体的社会监督减少了，”Julien Troccaz（来自 SUD rail）认为。对此，SNCF 辩称：“我们确保那些仍处于薪资表中的员工与签署 CDI（长期合同）的员工在加薪方面完全对称。诚然，可能会给人一种不透明的感觉，但向管理层就薪酬透明度提出质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这种裂痕依然损害了铁路员工的集体精神。28 岁的 Léo（化名）开火车已有两个月，他经常听到“老员工”谈起此事：“他们告诉我，以前这里像个家庭，每个人都认识……”当司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夜时——就像 Léo 每周必须经历一到两次那样——“会有即兴的共同晚餐。现在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了，”这位拥有社会团结经济硕士学位的员工感叹道，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求职失败后转向了 SNCF。

Léo 没有孩子，月净工资在 2 500 至 3 000 欧元之间，他很满意这份他所热爱的新工作。但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他可能在晚上 22 点下班后，次日凌晨 5 点就要开始工作，因此他不确定是否会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工作不再具有共同感。我理解为什么‘身份’问题无处不在，以及对社会既得利益被挤压（squeezer）的愤怒。”目前尚不清楚劳动部长 Jean-Pierre Farandou（前 SNCF 负责人，因其在对话方面的经验于秋季被任命）能否在开学季平息能源部门员工的愤怒。

MARGO MAGNY

12 EXPRESSO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Libé.fr 塔利班政权面临阿富汗反抗之苗头 7 月中旬，一个新的反对派团体在数小时内占领了该国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一个地区。在同一省份，一名塔利班指挥官与效忠于中央政权的部队发生冲突，以确保对金矿的控制。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fr。照片来源：GETTY

周一在爱丽舍宫的道达尔（Total）掌门人 Patrick Pouyanné。照片来源：RAPHAEL LAFARGUE, ABACA

随着中东危机，TotalEnergies 的利润飙升

这家石油公司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 72%。这足以重新引发关于对大型集团超额利润征税的讨论。

作者 ISMÉRIE VERGNE

TotalEnergies 以大方的姿态，于周三宣布在其法国加油站恢复 1,99 欧元/升的封顶价格，原因是“中东冲突重启”导致燃料价格上涨，近期所有燃料价格均再次突破了每升 2 欧元的象征性关口。与此同时，该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Patrick Pouyanné）打算通过发放 2026 财年的第二笔股息预付款来讨好股东，该金额较 2025 年增长了 5,9%。因为周四公布的巨额季度业绩足以让他们大开眼界。这家能源巨头仅在上半年就赚取了 11,2 十亿美元（9,8 十亿欧元）的利润，一年内惊人地增长了 72%，其中第二季度的利润为 5,4 十亿美元（4,7 十亿欧元）。

对于这家石油巨头来说，情况再次重复：在 2026 年的前三个月里，其净利润达到了 5,4 十亿美元（即 +51%）。对此，“既无感谢，也无赞赏”。背景是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瘫痪以及从 2 月底开始的石油交付中断，导致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在 4 月底飙升至 120 美元，而这家石油巨头成功利用了这一局面。帕特里克·普扬内解释道：“在与中东冲突相关的高价环境中，TotalEnergies 利用了其综合模式和多元化经营。”

虽然中东战争减缓了 TotalEnergies 在波斯湾（尤其是卡塔尔、伊拉克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产量，导致每日损失约 210 000 桶，但其“勘探与生产”活动（上半年 +31%）依然获利丰厚。而它真正的“金蛋之鸡”被证明是其贸易部门以及炼油业务，后者受益于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炼油产品价格的上涨。然而，该集团一直将这项活动在法国描述为“结构性亏损”。2026 年上半年，其炼油业务的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 倍，达到 3,4 十亿美元。周四上午在 France Info 接受采访时，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库尔（Roland Lescure）表示，对 TotalEnergies “既不感谢也不赞赏”，同时强调法国拥有这样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是有利的，因为这能使国家在供应问题上获得保障。此外，他宣布将于“周一召集分销商”，以讨论后者在燃料销售中获取的利润空间。政府发言人兼能源部委派部长莫德·布雷贡随即宣布，春季设立的针对高里程驾驶者的 100 欧元援助方案将延长“至 8 月底”，以便“给可能符合条件的法国人留出申请时间”。罗兰·莱斯库尔在 France Info 上继续表示：“已经有超过 100 万人获得了访问权限并拿到了支票，所以运行良好。” 根据部长办公室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有 1,2 million 人申请了援助，近 970 000 人已收到款项。

「接连的酷暑[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而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对此负有责任。」 —— 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

“不体面”。至于在这些美元如雨般落下之时，是否会重启关于超额利润的讨论？一个由 Greenpeace France、Notre Affaire à Tous 和 Réseau action climat 组成的非政府组织集体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提醒，“迫切需要对石油和天然气跨国公司的利润征税，以资助气候行动”，并指出在“由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负主要责任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连续热浪”面前，这些利润是“不体面”的。另一方面，部长并未完全关上大门，他表示，关于对该集团利润征税的问题可能会在秋季预算审查期间成为讨论对象，但并没有“魔术之钱”。他还轻描淡写地提及了 RN（国民联盟），后者曾提交一项修正案，旨在通过对 TotalEnergies 在海外的利润征税来获取“360 亿欧元”。他重复道：“没有魔术之钱”，随后提醒说，政府没有能力对在海外实现的利润征税。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五 2026 年 7 月 24 日

Libé.fr

LFI 领导层对 Barbara Butch 争议感到恼火议会团体主席

该团体主席马蒂尔德·帕诺（Mathilde Panot）承认，针对这位 DJ 所制作的传单是“糟糕的”。这位 DJ 已于周四宣布将提起诉讼，特别是针对 LFI。格勒诺布当地分部的负责人艾伦·布鲁农（Allan Brunon）似乎在内部引起了不满，此前该 DJ 在周六不得不中断在当地的表演。照片来源：路透社

红海袭击桶价再次触及 100 美元

中东战争的升级以及也门亲伊朗胡塞武装声称对红海上的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导致油价飙升。巴黎时间 15:05 左右，9 月交期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6,05% 至 99,76 美元，此前曾触及 100 美元。自五月以来，该阈值从未被再次触及。尽管 7 月初轰炸重启且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但欧洲中央银行在 6 月加息后，周四仍维持其基准利率不变，面对由于敌对行动导致的“不确定性”采取观望态度，这些行动加剧了人们对欧元区能源冲击恶化的担忧。

克雷波尔谋杀案认定种族主义加重情节

据法新社（AFP）周四从接近该案的来源获悉，在 2023, 11 月发生在克雷波尔（德龙省）的托马斯·佩罗托（Thomas Perotto）谋杀案中，所有被起诉的人都被认定具有种族主义这一加重情节。预审法官根据十多份证词重新界定了指控，这些证词报告了在村庄舞会结束时出现的针对白人的敌对言论，特别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除掉白人”，该消息来源详细说明并确认了 Europe 1 的报道。随着调查接近尾声，法官在收到部分民事原告的意见后做出了这一决定，这些原告遗憾于此前这些陈述未被纳入考虑。

2027 一个新候选人“签约”

每次总统大选都会带来一批不寻常的小规模候选人。2027 年的候选名单刚刚记录了皮埃尔·勒格朗（Pierre Legrand）一个令人惊讶的提议：他主张成为国家的“摄政王”而非“总统”。此人两年前因一段视频而闻名，视频中他拒绝宪兵的检查，并多次声称他“不签约”（ne contracte pas）。请在 Libé.fr 阅读我们的文章。

菲尔兹奖获奖者王红为法国赢得荣誉

这位中国研究员是今年四位获奖者之一，她曾在法国学习，目前就职于高等科学研究中心（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她是第三位获得数学最高奖项的女性。35 岁的王红毕业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和巴黎-萨克雷大学，她深受在法留学岁月的“深刻影响”，并抓住机会在 2025. 年回到萨克雷的科学之土。她的研究方向是调和分析，据获奖者所述，该领域“研究波是如何叠加的”。另一名中国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也在周四获得了菲尔兹奖。

奥利维尔·莫诺（OLIVIER MONOD）

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fr

出生率下降：哪些地区最具韧性？

众所周知，生育率正处于低谷。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在 1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全境首次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情况。但这种下降是均匀的吗？在周四发布的一篇刊文中，Insee 像使用显微镜一样，逐一分析了各地区的出生率演变。这些分析基于 2010-2022 期间的数据，采用了可获取的最新人口普查资料。

反差显著。在 2010 和 2022 年之间，法国（不含马约特）每年减少的出生人数为 118 000 人，即下降了 14 %。在同一时期，所有省份的实时生育率指标均有所下降。该指标从 2010 年的每名女性 2,03 个孩子下降到 2025, 年的 1,55 个，这是自 191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 2022 和 2025, 年之间，出生率的下降明显加速，三年内下降了 11 %。

这种下滑也延伸到了此前未受影响的省份，例如法属圭亚那或上萨瓦省。Insee 区域行动管理部门主管塞缪尔·巴尔曼（Samuel Balmand）指出：“我们正目睹一场普遍的出生率下降，影响到了所有省份，但并非均匀分布。”这种下降的幅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在 2010 和 2022 年之间，默兹省的出生率下降了 31 %，而上萨瓦省的出生率则增长了 0,5 %，这与其邻近瑞士而产生的地区吸引力有关。

出生人数的演变受三个因素影响：生育率、流动性以及育龄妇女的人口结构（即年龄分布）。塞缪尔·巴尔曼分析道：“导致地区间不均匀和存在反差的主要原因是居住流动性。”例如，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年轻成年人迁往法国本土，且育龄妇女出现老龄化。相反，在海外省和地区中，法属圭亚那和马约特的出生率增长强劲（在 2014 和 2022 年之间分别增长了 27 % 和 47 %）。

吸引力。但原因可能是累积性的。在法国北部和中部近十分之四个省份中，出生率的下降是由三个不利因素共同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女性人口老龄化以及移民赤字——即育龄妇女的迁出未能由新迁入的人口所抵消。在这些地区，2010 和 2022 年之间的出生人数通常减少了约 25 %，属于全国下降最剧烈的地区之列。例如，在欧恩省，出生人数下降了 27,3 %。相反，在吸引力较强的省份，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部分地区以及……

在大多数为城市的省份中，“处于育龄阶段家庭的迁入限制了出生率下降的幅度”，报告指出。以$\text{吉伦特省}$为例，新居民的迁入使得 2022 年相对于 2010 年的出生率降幅维持在 2,4 %。报告分析道：“在城市吸引力区域的规模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对比”：在人口少于 200 000 人的城市中，由于缺乏人口更新，出生率大幅下降。而对于规模较大（超过 700 000 人）的城市，其吸引力弥补了生育率的下降。“起作用的是大城市的居住吸引力，那里拥有更多的就业和学习机会，”Balmand 指出。结果是：这些人口流动抵消了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在人口超过 700 000 人的城市（不含巴黎）中，观察到出生率下降了 9 %，而对于人口少于 50 000 人的城市，跌幅则超过了 20 %。

EVA LELIÈVRE

全文请阅读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官网 Libé.fr

三颗天体在轨道上运行，首例发现

天体物理学家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围绕棕矮星（一颗“失败的恒星”）运行的卫星，而该棕矮星本身又在围绕另一颗天体运行。这是一个首例发现，引发了关于太阳系外卫星存在性的讨论。“此前已经有过在棕矮星周围探测到卫星的报道，但从未在这样的系统中发现过，”巴黎-PSL天文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研究主任，天体物理学家安妮-玛丽·拉格朗日 (Anne-Marie Lagrange) 指出。

RÉMI DUCASSE

ESO 插图

完整内容请见 Libé.fr

14 体育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采访记者： QUENTIN GIRARD 以及 COPPÉLIA PICCOLO 环法赛特派记者

在环法赛初期，我们在出发村的通道中瞥见他，穿着一件光亮的 Skoda 衬衫，正与这家汽车品牌的嘉宾交谈，这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奇怪的印象。前自行车冠军在“大环赛”中成为赞助商的推销员已是常态，但对于克里斯托弗·弗鲁姆 (Christopher Froome) 来说，人们并不一定预期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正式宣布退役三周后，这位四次冠军得主 (2013, 2015, 2016, 2017) 已经回到了这里，在三周的时间里每天出现，仿佛他无法完全远离这个巨大的嘈杂场面。然而，这位 Sky 时代统治力的象征，在 2019 年经历一次惨烈的摔车后，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奇怪的句号。在 Israel-Premier Tech 车队度过了五年毫无成绩的时光，并在 2025 年再次遭遇严重事故，这次事故几乎让他“濒临死亡”。尽管如此，这段时期让他能够观察到新一代选手的崛起，其中包括塔德伊·波加查 (Tadej Pogacar)，后者有时面临着与弗鲁姆当年类似的质疑和敌意。克里斯 Froome 在 2017 年的西班牙大环赛 (Vuelta) 中经历了一次被判定为异常的检查，随后该案件在疑点利益原则下被结案。

周三早上，在萨伏伊省的尚贝里 (Chambéry)，在踏上赛段路程之前，我们与这位出生于肯尼亚的英国人坐在一起，试图理解是什么驱使他坚持了这么久，以及现在支撑他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您在四次赢得大环赛后，第一次以观众的身份体验环法赛。您是否能感受到来自大集团的召唤？

不，完全没有。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对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机会感到非常满意。每个人都支持我，我对能够获得这些机会感到非常幸福且谦卑，但现在是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了。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

但与此同时，我热爱这项运动。当然，我热爱出现在环法赛中。在这里但不参赛，是一个享受我从小就爱上的这项运动的机会——那时我第一次观看环法赛。尤其是所有的观众以及在山区的庞大人群。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想要在现场。

您是如何决定收起自行车的？您是否有遗憾？

当我签署那份五年合同时［2021年，与 Israel Start-Up Nation 签约，这是 Israel-Premier Tech 的前身，编者注］，我就知道这将是最后一份了。我甚至地说过这件事。然后，去年我发生了意外［他以 50 km/h 的速度撞上了一个交通标志牌，导致多根肋骨骨折、一节腰椎骨折、气胸以及心包撕裂］。从八月到一月，我在医院住了五个月。我几乎死掉了。即便出院后，我仍然需要接受沉重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面对媒体？直到五月份我才重新站起来。而通过这次环法自行车赛，是我第一次重新回到自行车领域。我对自己说，现在是告诉所有人“是的，正式宣布，结束了”的时候了。

您一直骑到了 40 岁，这在那个圈子里相当少见……

那是我的最初目标：我接触这项运动很晚，直到 24 岁才成为职业选手。因此，达到 40 岁一直是我心中设定的目标。有些人甚至能坚持到 45 岁。嗯，偶尔会有。

相反地，您如何看待那些年纪轻轻就成为冠军的年轻车手……

克里斯·弗鲁姆 (CHRIS FROOME)

“我的全身都植入了金属”

采访

在宣布退役仅三周后，这位前英国冠军便转型为环法赛的一家赞助商代表。他讲述了被两次严重事故标记的职业生涯末期，并分享了他对新一代选手的看法。

这位英国车手在 2017. 年环法赛期间身着黄色领骑衫。 lPhoto P. LOPEZ AFP

克里斯多夫·弗鲁姆周三出席 2026 年环法赛第 17 赛段的出发仪式。PHOTO JAMES STARTT

……那么，像保罗·塞克萨斯（Paul Seixas）这样在 19 岁就能如此早地崭露头角？

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就我而言，我是在 17-18 岁开始骑行的。在那个年纪，想成为职业选手并参加环法赛，甚至在总成绩排名中进入前 5 名，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14 或 15 岁的青少年接受的训练就像环法车手一样。因此，当他们达到 19 岁时已经准备就绪是很正常的。他们已经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五 2026, 7 月 24 日

多年来如此高强度地训练。保罗·塞克萨斯的骑行方式是至少四五年的高强度训练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将是，这些年轻人能坚持多久？也许不会太久，至少在 30 岁之后很难维持。那么，保罗·塞克萨斯是否无法像您一样，在 40 岁时才宣布退役？从身体上讲，一切皆有可能。关键在于心态能否支撑。他们还必须避免受伤：每次骑上单车，在环法赛的每一个赛段，我们都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几天前在约纳斯·温格高（Jonas Vingegaard）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 [这位丹麦车手在周日的第 18 赛段中遭遇锁骨骨折，被迫退赛]。不幸的是，这类事故经常发生。

当你看到温格高摔车时，是否会让您想起自己的那些事故？

我完全不记得 2019 年的那次事故了。[当时他在多菲内海区赛第 4 赛段摔车]。那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甚至到了需要询问当时发生了什么的程度。在那次事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及我的职业生涯。因为那次事故，我的全身都植入了金属。一切都不同了。我再也没有恢复到摔车前的水平。但我是否依然热爱骑行？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完全放弃，但我成功地重新回到了单车上，并继续做我最热爱的事情。

关于近期在环法赛中开展的大规模反兴奋剂检查浪潮，有些检查甚至在深夜进行（特别是针对波加查），您认为这会影响到车手吗？

是的，但这虽然令人不快，却是自行车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过去的行径，我们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以及我们的成绩。新一代车手欣赏这些测试，因为这能重新建立公信力。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除非出现巨大的意外，波加查即将夺得他的第五个环法冠军……

注意，摔车随时可能发生。但是的，这确实令人惊叹。对我来说，最疯狂的是他在古典赛中的表现。我知道为了准备环法赛需要做什么，以及在耐力和恢复上需要投入多少小时的训练。但对于古典赛，对于像巴黎-鲁贝这样的一日赛，其体能消耗完全不同。我从未成功过。我曾尝试准备列日-巴斯通-列日赛，当时有一整支团队为我服务，但我甚至没能进入前 20 名。

波加查最近提到他在环法赛的路边被观众嘘了。您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时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这种情况我经历了很多年，就在我赢得环法赛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两次夺冠。当然，在某个时刻，你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我尝试从一名粉丝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然后我意识到，自 1985 年以来就没有法国人赢得过环法赛了，那是在我出生之前。所以我也能理解，尤其是因为我是一个在英国车队中的英国人，而且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一直存在竞争关系。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在体育运动中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体育是一场庆典，它应该是凝聚人们的事物，而不是造成分裂。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 2019 年在遭遇事故后回归环法赛，且不再获胜时，我得到了观众们——尤其是法国人——难以置信的支持。因为我不再赢球，他们非常喜欢我。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喜欢一个一次又一次获胜的车手。

环法赛的两个艰苦日子

本周五和周六以 Alpe d'Huez 终点结束的两站比赛，无论是在氛围还是围绕 Pogacar 状态的质疑方面，都备受期待。

这个周五和周六，阿尔卑斯山将为之震颤。格勒诺布尔地球科学研究所的地震学家们肯定会记录到震动，并好奇地猜测发生了什么。无论是乘车、住房车、搭帐篷，还是徒步、骑行，数以万计的观众已经已经在 Alpe d'Huez 的盘山公路旁驻扎了好几天，甚至一周之久，他们被这次“双倍剂量”的赛事所吸引——在周日抵达巴黎之前，连续两天在此比赛。周四，伊赛尔省省长从 14 点起就关闭了通往度假村的上山车辆通道。人数太多。太疯狂，太喧闹，酒精太多。已经如此。部分选手感到担忧。“我希望在爬坡时不要摔车，”保罗·赛克萨斯 (Paul Seixas) 周四在奥尔西耶尔-梅里奥特 (Orcières-Meriotte, 上阿尔卑斯省) 的终点线处告诉我，“会有很多观众，这可能会相当危险。”

从竞技角度来看，塔代伊·波加查 (Tadej Pogacar) 的胜利似乎早已尘埃落定。这位斯洛文尼亚人领先第二名雷姆科·埃文波尔 (Remco Evenepoel) 4 分 32 秒。他将赢得他的第五个环法冠军，追平四位传奇前辈（安凯蒂尔、默克斯、伊诺、印杜兰）的纪录。然而请注意：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戛然而止。他在 2025 年的两名竞争对手约纳斯·温格高 (Jonas Vingegaard) 和弗洛里安·利波维茨 (Florian Lipowitz) 均在摔车后被迫退出比赛。在疲劳面前，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他的 UAE Emirates XRG 车队目前状态欠佳。近日多名队友似乎在生病，其中布兰登·麦克纳尔蒂 (Brandon McNulty) 已于周四弃赛。谁知道塔代伊·波加查的状态如何，以及这种轻微的疑虑是否会刺激他的对手们孤注一掷？

周四晚上，这个话题在人们的讨论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远超理查德·卡拉帕斯 (Richard Carapaz, EF Education-Easy Post 队) 的单站胜利。在 France Télés 的节目中，前车手约安·奥夫雷多 (Yoann Offredo) 甚至在猜测这位斯洛文尼亚人是否穿黑色骑行裤是为了掩盖胃肠炎。保罗·赛克萨斯指出：“UAE 有些车手病了。我希望德尔托罗 (Del Toro) 和波加查没有病，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获胜。”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笑容可掬的斯洛文尼亚人坚称自己“有信心”，试图消除疑虑：“我们会挺过去的。现在是第三周，所有车队都很痛苦。”

在他身后，为了争夺领奖台，如果说雷姆科·埃文波尔似乎稳守第二名，那么所有目光都将集中在艾萨克·德尔托罗 (Isaac Del Toro) 与保罗·赛克萨斯之间的对决上。这两位希望之星分别 22 岁和 19 岁，在他们的首届环法赛中，都梦想能登上香榭丽舍大街的领奖台。本周五仅 1270 km 就有 3500 米的正海拔爬升，尤其是周六 170,9 km 路径上有 5450 米的爬升，这两位爬坡好手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Croix de fer、Télégraphe、Galibier 或 Sarenne 等山口曾让不少冠军折戟沉沙。周六，Alpe d'Huez 预计在下午会有雷阵雨。如果天气介入的话……

Q.G.（环法赛现场）

信息图表：JULIEN GUILLOT

16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五 2026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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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目标的战争

在国家的其他地区，逮捕行动在不断增加：7月2日，环境活动人士 Sepideh Kashani 和 Hooman Jokar 被捕，纪录片导演 Sepideh Abtahi 被捕，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2月28日，在一次美以联合打击中，Ali Khamenei 被消灭，这结束了这位来自马什哈德的糟糕传教士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他在 1989. Khomeini 去世后，违心地成为了最高领袖。葬礼仪式之奢华，其组织方式通过为“信徒”提供全额资助的旅程，以及政权高官们流下的虚伪泪水，都不足以掩盖绝大多数伊朗人对这个男人的厌恶——他是该政权暴政的象征。也无法让人忘记他在一月份下令进行的屠杀，当时执法部门向走上街头要求更好生活和政权终结的人们开火。1月 8 和 9 日，数千甚至上万名示威者被屠杀，其家属不得不支付子弹的价格才能取回亲人的遗体。

伊朗人对 Khamenei 的憎恨，并不能掩盖美以袭击的非法性质（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也不能掩盖这场无视常识而发起的战争的荒诞性。这场战争的结果仅仅是加强了伊朗政权，并为该政权解决了 Khamenei 的继任困境，随后战争扩大到了黎巴嫩，摧毁了南黎巴嫩和贝鲁特的整个区域。尽管 Mojtaba Khamenei 明显缺乏合法性，但没有人敢质疑选择他作为继任者的决定。关于伊朗即将获得核弹的传闻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一事件将整个星球推入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混乱之中，以至于人们甚至不再提及伊朗的受害者。据估计，平民死亡人数在 3500 到 5400 之间，其中许多是儿童，其中包括 2月28 日早晨在一次美国袭击中丧生的近 200 名米纳布（Minab）女学生。

一场没有目标、因此没有终结的战争，没有人愿意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无论是投弹者，还是那些要求轰炸的人——即 Reza Pahlavi 及其支持者，他们曾在西方各首都跳舞，庆祝外国军队对其国家进行打击。伊朗政权长期以来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已成为现实，而伊朗人民的诉求则在方程式中被抹去。现在，双方在争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权。最后以特朗普的一项声明告终，他打算亲自管理该海峡，并要求对通过该海峡的货物价值征收 20 % 的费用。凭什么权力这样做？没有人问他。

毫无顾忌

自12月底的民众起义以来，伊朗的经济状况比之前更加糟糕。在7月初新一轮敌对行动后，托曼在面对外币时的汇率再次下跌。战争并未改善任何情况，因为以美两国的袭击摧毁了许多战略制造基地，包括钢铁业和制药业，导致失业人数激增。伊朗人的处境极其悲惨，政权对此心知肚明。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要求的一项研究（其详情近期在社交网络上泄露），80 % 的伊朗人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75 % 的人无法找到必要的医疗药物，80 % 的人表示既不支持战争也不支持政权，研究将其描述为“生活在焦虑之中”。这场战争扰乱了整个全球经济，由于石油售价的影响，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唯一的例外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财富自 2025. 起增加了 2,2 十亿（milliards）美元。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他成功地扩大了奥弗顿窗，毫无顾忌地谈论“文明毁灭”——美国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而伊朗政权，在一名幽灵般的最高领袖领导下，也以同样的狂热声称同样的事实。这两场胜利的总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输家：每天都在渐渐凋零的伊朗人民。 ➤

Libération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观点/

为什么必须捍卫发展研究机构 (IRD)

政府计划将 IRD 兼并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之中。这将削弱面对当前挑战至关重要的长周期研究、国际合作以及科学独立性。

当一场大流行病蔓延，当干旱颠覆农业，当抗生素耐药性增加，当金融危机爆发，或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时，我们往往觉得这些事件是突然发生的。然而，这些现象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动态交织的地区中逐渐形成的，随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发源地。理解这些转变并非随兴而为，它需要持久的科学存在、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观察、与相关大学、机构和社会建立的长周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能够交叉学科和实地经验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发展研究机构 (IRD) 的使命，而政府如今计划将其兼并至 CNRS。许多人将 IRD 视为一个面向南方国家的合作机构，这是对其功能的误解。八十多年来，IRD 与其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用以产生关于当代世界重大变革的知识。其独特性基于一种全球唯一的组合：在相关地区持久的科学存在、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围绕问题而非学科组织的跨学科研究，以及与合作伙伴团队真正的知识共创。结果是具体的。理解艾滋病毒 (VIH) 治疗方案的获取并不单靠生物医学：IRD 开展的研究将医生、生物学家、社会科学专家、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协会结合在一起，从而持久地改变了护理政策。

1-2-3. 理解农业生态转型需要将生态学、农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农民的知识相结合，以便制定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对策。理解劳动的转型并不单靠经济学：1-2-3 调查深刻更新了对非正式经济的衡量方式，并启发了许多国家统计局。这些例子与众多其他案例一起，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当代重大挑战已无法仅凭单一学科、单一国家或单一的知识产生方式来理解。它们需要植根于长周期的研究，能够将所研究现象的生物、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结合起来，同时与亲历这些现象的人们共同工作。南方国家不再仅仅是那些在别处设计出的变革后果显现的空间。在重新定义我们共同未来的生态、卫生、经济和社会变迁面前，它们往往是最先面对挑战的地方。它们也是产生新知识、新实践和新解决方案的场所。理解它们并非一种团结之举，而是一种科学必然。因此，兼并 IRD 所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了组织架构的问题。问题在于，那些让这种科学研究方式成为可能工具是否会

得以保留的：常驻代表处、经过数十年监测的观测站、博士学校、相关的青年团队、国际实验室、流动机制、与合作伙伴大学共同建立的研究项目，以及那些允许在通常较为复杂的环境下进行长期研究的仪器设备。

自主权。 这些机制并非附属品。它们构成了知识生产本身的先决条件。国际科学合作伙伴关系并非通过行政命令即可达成。它们依赖于数十年的共同工作、相互信任和互惠。它们需要一个其首要使命正是建立、维护和更新这些关系的机构。因此，问题不在于 IRD 的研究人员是否将继续在 CNRS 内部开展研究，而在于这一特定使命是否还能拥有其必不可少的资源、工具和机构优先级。这个问题不仅限于 IRD 的个案。它更广泛地探讨了我国给予那些能够长期产生关于世界重大变革之独立知识的机构的地位。在多个公共机构的任务、手段或自主权被重新讨论的背景下，这一挑战不仅是行政层面的，它关乎我们集体理解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的能力。从根本上说，这场公开讨论已超越了一家机构的未来。它关乎一种对公共研究的定义：一种接受长周期、国际合作、科学独立性，并将知识的耐心构建视为公共利益的研究。这正是我们今日必须捍卫的雄心。 ➤

STONE DOOD

由 IRD 的研究人员集体撰写

签署人包括：Catherine Aubertin 经济学家，IRD-Paloc（巴黎） Sophie Bava 社会人类学家，IRD-LPED（马赛） Sarah Benabou 人类学家，IRD-Paloc（巴黎） Stéphanie Duvail 地理学家，IRD-Paloc（巴黎） Sylvie Fanchette 地理学家，IRD-Cessma（巴黎） Laurent Faret 地理学家，Cessma，巴黎市立大学 Gertrudis Penton-Fernández 农学研究员，马坦萨斯大学（古巴）…… 完整名单见 Libé.fr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作者： ÈVE BEAUVALLET, LUCILE COMMEAUX, ANNE DIATKINE, SONYA FAURE, ELISABETH FRANCK- DUMAS, VICTOR INISAN, AINHOA JEAN- CALMETTES 以及 NINA LACOUR 阿维尼翁特派记者

今年，我们听到了许多兰波式的激昂，波德莱尔式的断言，莎士比亚式的独白（三周内出现了两部《哈姆雷特》和一部《李尔王》，更不用说那些非官方场次的《奥赛罗》了）。因此，请允许我们也引用一段话，出自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不可能的告别》（Impossibles Adieux），这部作品是 2026 年版中两场演出的原著：“看得越多，就越痛苦。” 在这个近乎剧节结束的日子里，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本届第 80 届艺术节的墓志铭，因为剧目的主题并不总是欢快的，世界的暴力——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时刻浸染着舞台。在尺度和规模方面，最初的一切似乎都被 Julien Gosselin 的《马尔多罗》（Maldoror）所吞噬，该剧挖掘了文学与邪恶之间的联系：观众的热情、精力（以及在第一晚就已精疲力竭的评论界）、大规模的装置，且极少有剧目能如此充分地利用荣誉庭院（cour d'honneur）非比寻常的空间…… 在劳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故事的阴影下，艺术节前几周很少有惊人的突破，也少有像去年那个 26 岁、仿佛凭空出现且令人惊喜的阿尔巴尼亚导演 Mario Banushi 那样的发现。更多的是对已然成名的肯定（如优秀的 Jeanne Candel 和 Gwenaël Morin），以及一些出乎意料的热情（Johann Le Guillerm, Jaha Koo 或 Forced entertainment 的形式创作），还有一些失望（Christiane Jatahy, Marion Siéfert）…… 但随后，Lee Jaram 登上了阿维尼翁大剧院（Opéra Grand Avignon）的舞台，她是盘索里（pansori，韩国的一种说唱艺术）的摇滚之星。她才是真正的惊喜，仅凭一把折扇和能够破石的个人魅力，就将观众带入了托尔斯泰式的暴风雪中。

“看得越多，就越痛苦”，阿维尼翁众多的现场表演从业者在核对预算和补贴项目时，或许也会齐声重复这句话。2026 年的阿维尼翁艺术节起初是沮丧的，随后才开始了初步的动员（这种动员规模将扩大到何种程度？）。在开幕前夕，28 位受资助的剧院或歌剧院院长获悉，今年已经下降的国家援助金可能无法全额发放。在经历了请愿、在阿维尼翁街道上的游行、艺术家在荣誉庭院的庄严演讲以及媒体报道（包括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7月18日和19日的封面）后，政府在两周后最终放弃了预算冻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绝不能因此忘记，现场表演行业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这远远超出了这次最终被解除的“冷冻”。该行业因资金削减（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地方政府）而变得脆弱，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右翼和极右翼（但不仅限于此）对其所谓的“精英主义闭环”的不断攻击，以及创作自由日益频繁地受到侵害——最近政治当选者们倾向于发现自己在节目编排方面的“才华”。在街道上，那些

身体疲惫，内心不安：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人们不敢大声议论，以免破坏节日气氛：“今年的人似乎少了，对吧？”（截至 21 日，艺术节宣布已售出 119 000 张门票，与去年持平，但场馆的入座率——去年达到了惊人的 96 %——预计将会下降）。因此，整体氛围显得有些阴郁，且直到演出内部依然酷暑难耐；但幸运的是，有时这里依然充满快乐与分享，毕竟有许多演出要求观众参与其中，或者为他们提供一杯桃红葡萄酒或一盘意面。如果这次第 80 届艺术节只能留下一个画面，那无疑将是 Jeanne Candel 的剧作《Capra》中，一名温柔的吟游诗人用手臂支撑着一块在熨斗上滋滋作响的牛排。因为这个画面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五 24 2026 年 7 月

极其美丽，而且它凝聚了人们想要从这个灼热夏天中记住的一切：我们的内心突然被一个词、一个动作的残酷或美丽，或是被一场演出中那股撕心裂肺的焦灼气味所击中。以四张明信片的形式，向艺术节致以深情的问候。

西西弗斯式的观众

观众在废墟与荒芜之间穿梭，然后周而复始。就像《怨恨之寓言》（$\text{Rébecca Chaillon}$ 作品）中的那位女演员，在一座黄油山上攀登、滑落，然后再攀登；又像《万物皆逝》（$\text{Forced Entertainment}$ 作品）中那些陷入无尽循环的角色：就像西西弗斯，但情况更糟。这位被众神判定为必须永远将同一块巨石推向山顶的神话人物，这一次，可能会被压在自己背负的绝望之重下。

《雪雪雪》（$\text{Neige Neige Neige}$）由 $\text{Lee Jaram}$ 演出并参与创作。照片：$\text{CHRISTOPHE RATNAUD DE LAGE}$

阿维尼翁

让娜·坎德尔的《Capra》：在晕厥与交响之间

这位导演将我们带入一位女诗人的纷繁思绪之中，通过一系列古怪且极尽繁复的短剧将其具体化，令人目不暇接。

啊，能生活在让娜·坎德尔（Jeanne Candel）的剧作中该多好！让自己的音乐幻想恣意驰骋，随心所欲地吹响小号，抛出诸如“一份优秀的吸尘器说明书完全不输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断言，保持着高贵之姿吃沙丁鱼，极其严肃地吐露荒诞之语，又以荒诞之貌讲述严肃之事。那将是多么美妙……而且能让人摆脱那种“随时在舞台上错过某些东西”的焦虑感。因为，当你凝视一张涨红的脸，两只巨大的手遮住对方的嘴时（由弗拉迪斯拉夫·加拉德饰演的那个极其搞笑且心猿意马的修女），你立刻会后悔没有在其他地方仔细观察，例如不远处里奥-安东宁·卢蒂尼（Léo-Antonin Lutini）的面容，以及他那永远处于呆滞状态、近乎融化的表情。《Capra》（山羊），是坎德尔及其合作伙伴（继《Fuxées》、《Baïbo》之后）的新作，它既是狂喜，也是一种“错失恐惧症”（fomo）。

保龄球。我们在哪里？在“一名女性的内心”，演出开始时的一条横幅贴心地提示道。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是在她的想象中，她的灵感中，在她那台正疯狂发热的创作涡轮机中。它转得越来越快，然后极慢，接着再次加速，尝试，失败，重新开始，有时徒劳无功，但这就是创作，不是吗？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顺便感谢继续为其提供补贴），其内容包括全天阅读（甚至在洗澡时），冥想，在纸上“涂抹”，然后向前推进。我们所探究其内心的这位女性是一位诗人，她穿着一件条纹外套，带着金发且神经质的魅力，并在很早之前就将自己比作标题中的山羊。她解释说，山羊在二十三小时内一直试图逃离围栏，直到第二十四小时，它们才成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解读《Capra》最短却同样精彩的两小时：就像是愤怒且被囚禁的思念，最终产出了一次壮丽的逃逸，即这部戏本身。这些思绪无处不在，潜入自杀倾向的修女之中，潜入多拉（Dora）集中营，出现在一个穿着塑料木鞋的吟游诗人身边，以及一副凭记忆重构的凡·艾克（Van Eyck）画作中。舞台上，两架钢琴，三把大提琴和一台手风琴，此外还有一个装满杂物的独轮车，一条人体保龄球道，一面阳光普照的希腊墙，以及在最后时刻出现的一幅巨大的山脉风景画。正如坎德尔及其小剧团一贯的风格，现场一片混乱。这些令人捧腹、如走钢丝般惊险且带有“潜在文学工作坊”（oulipiennes）色彩的短剧接踵而至，就像一场心理上的连环车祸，而这正是那位女诗人的心理状态：有时联系很明显，有时则不然。不可能一一回顾，但人们记得那个以沙哑的体育评论员声音讲述的俄狄浦斯故事，他喜欢重复“灾难”这个词；两台电钻将柠檬击碎；一块在熨斗上煎烤的牛排；一位女先知打翻的牛奶；以及那个关于爱情的天才隐喻——一对男女头顶着巨大的鼓，被遮住了视线，一旦尝试共同舞蹈便立即相撞。这个剧团熟练运用反差艺术，一个关于信件被放入棺材的毫无头绪的故事，在人们迅速放弃希望认为它具有某种含义之后，最终产出了一句令人心碎的格言：“死者的力量在于，他们能让生者去做某些事情。”

我们在哪里？在“一名女性的内心”，一条横幅贴心地提示道。

正如坎德尔一贯的风格，现场一片混乱。

疯疯癫癫。就这样总结，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而我们正是如此希望。因为必须亲眼去看才能相信。即便“化身总是发生在某个地方”，但 Candel 剧团的化身恰恰是维持这个平衡动作（culbuto）的关键，让每一次挑眉、每一次语气略微上扬的肯定、每一次用来点缀的钢琴音符，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请耐心等待，因为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提及：拥有神奇朗诵能力的 Sarah Le Picard，既坚定又充满质疑；化身为过热状态的理想边界诗人 Pauline Huruguen；仿佛穿着橡胶靴的冷漠女教师 Laure Mathis；在钢琴前热情激昂的 Matthieu Naulleau（他同时饰演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样子非常到位）；以及天才音乐总监 Thibault Perriard，他为整体营造了氛围，并带领我们进入一段升腾的鼓独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完全“疯癫”的隐喻。“想象力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我们在演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噢是的，非常微小。但它在回忆与遗忘之间，在飞翔与自由落体之间，在分娩与葬礼行进之间，将整个人生拥入怀中。

ELISABETH FRANCK-DUMAS

CAPRA（一只山羊）由 JEANNE CANDEL 创作，在阿维尼翁 (84) 的 Lycée Mistral 体育馆上演，直到本周六。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ANGNON

Rébecca Chaillon 的《愤怒之寓言》(La Parabole du seum)。摄影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气候变暖与世界末日（《1摄氏度》，《愤怒之寓言》）、制度化种族主义、歧视、暴力（《入睡则无饥感》，《Exhibit A》，《我的兄弟》，《筑建》）、社会与生存的不公正（《民众之敌后的审判》，《不在场》）、当代人的孤独（《Muljil》）、自杀诱惑、儿童犯罪（《Uma Luz Cordial》）、历史的幽灵与无法逝去的过去（《忒修斯，他的新生活》）、屠杀（《Island Story》）以及恶行的无穷复现（《马尔多罗》）。在这些主题的衬托下，一些意象反复出现：关于终局的游戏、禁锢与幽闭恐惧。

唯有 Rébecca Chaillon 将黑夜转化为反抗的黎明。这部剧中的两幅画面便足以提醒人们，艺术与政治能够共同开辟道路，而无需试图让一方服务于另一方。第一幅：舞台像分屏一样被切割开来：花园侧（右侧）是一位表演者独自攀登高山，展现出生存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诱惑；舞台侧（左侧）则是一个正在组织起来的护理与梦想集体。第二幅：一支新型军队在起义——风格宛如《圣斗士星矢》。

些许青春期

然而，在黑暗中仍有几颗星辰。在《Uma Luz Cordial》第一段的结尾，Carolina Bianchi 舞动了几步，微乎其微，但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Fugees 的 $\text{Ready Or Not}$，Patti Smith 的 $\text{Because the Night}$ 或是 Lana del Rey 的 $\text{Summertime Sadness}$，她调用的这些歌曲——有时仅是几个音符——以一种近乎潜意识的方式，将氛围引向青春期的领域。在 François Gremaud 的《我的兄弟》中，一种青春期的舞蹈以回忆重演的形式出现：Stephan Eicher 的 $\text{Two People in a Room}$。在《Exhibit A》中，Céline Dion 的 $\text{On ne change pas}$ 令情感倾覆。在《不在场》中，没有播放列表，而是一场高中学年结束的鸡尾酒会，在那儿，对文本的分析让位于初吻。在商业大片《马尔多罗》中，人们矛盾地带走的是温柔与怀旧：黑白影像中，演员 Rita Benmannana 的脸被鲜花簇拥，那些年轻知识分子的浪漫梦想——尽管他们被皮诺切特的政变半摧毁，但他们仍执拗地、在余生中不断地回到那个梦境。

这【此处文本缺失/中断】关于（重新）开始的承诺，并竭力寻找意义，即便这种意义仅仅存在于一个微小的细节、一段无法磨灭的回忆之中。

酷暑的闷热

法国在燃烧，但愿气候怀疑论者们已经心灰意冷。无论是否巧合，热浪在艺术节上同样达到了顶峰：不仅是对观众和演员而言，对剧中的角色也是如此……在关于气候的预防演出之后，是否该来一场酷暑沉浸式演出？达里亚·德弗洛里安 (Daria Deflorian) 的《Che dolore terrible à l'amore》引用了韩江 (Han Kang) 的《不可能的告别》(Impossibles Adieux) 的开头——在夏日的烈火中，空调又坏了，叙述者躺在瓷砖地上寻找清凉……观众席中爆发出精疲力竭的笑声。在雷贝卡·沙永 (Rébecca Chaillon) 的作品中，十块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六月酷暑的末日景象……天气太热，无法晒日光浴：只要卡兰克 (calanques) 的水还没沸腾，最好就化身为美人鱼。朱利安·戈塞林 (Julien Gosselin) 在《马尔多罗》(Maldoror) 的最后一部分中，那种闷热则更加梦幻：一个穿着内裤的罗伯托·波拉尼奥 (Roberto Bolaño)，在某个神秘的生物饲养缸旁大汗淋漓，让人想起维拉塞库尔 (Weerasethakul) 那些潮湿且具有幻觉色彩的电影……仿佛高温唤醒了幽灵。而宋任赫 (Sung Im Her) 的《1 Degree Celsius》则完全相反，身体直接在阳光下死去：在远景中，他们看起来像是被正午的强光融化、脱水了。这部由编舞者生态设计的演出，矛盾地在 30 000 瓦的光效中结束，光芒直射观众。什么时候才能用菲利普·K·迪克 (Philip K. Dick) 式的热屏蔽罩来对抗剧院的酷热？

隐约之中，一些主题在重复上演：关于结局的博弈、禁锢与幽闭恐惧。

受邀的观众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而对某些人来说，则是一种乐趣。今年尤其如此，人们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往返穿梭——而这些接触在戏剧意义上并不相同，效果也截然不同。在 Gosselin 位于荣誉庭院（Cour d'honneur）的演出中，观众被邀请在第二幕的全部或部分时间内留在舞台上。在那里，人们可以手持啤酒，参与一场智利年轻诗人的聚会，并跟踪一名记者和一名鼠头侦探的平行调查。这种处理方式慷慨且聪明，为观众开启了一个有时令人生畏的空间。Gwenaël Morin 同样展现出这种开放精神，他在蒙斯街（rue Mons）的花园里布置了几把塑料椅，让部分观众能够近距离观看他重新诠释的《特洛伊家族》（Atrides）。而在盘索里（pansori）艺术家 Lee Jaram 的演出中，她认为演出是由三方共同构建的（她、我们、音乐家），并请求观众“掀起风暴”（观众们愉快地照做了）。 Jeanne Candel 的演出又如何呢？在那儿，一个好心地把打火机借给女演员的观众，在接下来的戏码中一直被称作“我的爱人”。在 Rébecca Chaillon 的演出中（其主题之一是肥胖者的“不可见性”），观众被邀请在开始前进行称重，随后部分被舞台指认的人员带走了礼篮——这是一个挑衅且具游戏性的选项，显然很受欢迎。在 Thibault Perrenoud 的巡演中，每晚会指定一名犹豫不决的观众来饰演《哈姆雷特》中的国王。同样的桥段也出现在另一部令人捧腹的《哈姆雷特》中，由 Ben Duke 执导，演员要求观众朗诵部分文本，理由是他没有资金请演员来完成。

相反，当这种互动显得人为且投机时，人们会感到局促不安。在韩国团体 Muljil 的演出中，一些观众（实际上是预先指定的）起身速度快得不真实，他们加入了浸在舞台水族箱中的舞者之中，随后一个戴着麦克风的人像在 TED 演讲一样，向我们提议进行一次集体舞蹈庆祝（救命！）。但在 Christiane Jatahy 的《敌人群体》之后的《审判》（Un procès）中，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最成问题。在宣布举行听证会时，一名演员邀请志愿者观众坐在舞台背景的椅子上组成陪审团。这本没问题——除非这个粗制滥造的装置毫无作用——司法形式成了一个骗局，被告和原告都没有扮演好角色：而可怜的陪审员们（其中一人在演出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打瞌睡——这完全可以理解）在其中毫无作用。这清晰地表明，该剧对观众的麻痹作用远大于其提升作用。人们在离开艺术节时心想，慷慨与煽情之间的界限竟如此之细。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在一次惊人之窃案发生九个月后，文化部长与该巴黎博物馆馆长于周三重新开放了展厅。在所有珠宝被洗劫一空后，该展厅目前处于加强监管之下。

周三上午，在“世纪大劫案”发生九个月后，凯瑟琳·佩加尔（Catherine Pégard）取出钥匙，解开了近年来讨论度最高的犯罪现场的封印，重新开放了自那场地震以来一直封闭的阿波罗画廊（galerie d'Apollon）。“今天走进这座画廊，这座集艺术之大成且是卢浮宫新奇迹的场所，内心充满了激动，”文化部长评论道，对她而言，这标志着“一段新历史即将开启”。“人们并不总是会抬头看向这些装饰。直到 19 日 10 月这一天到来，这是一个无法忘记的阴郁之日。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创伤，”部长毫不掩饰地继续说道，“而对于意识到卢浮宫极其脆弱的我们，以及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冲击。”

在她身边，卢浮宫的新任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博（Christophe Leribault）——与该部长一样，他此前曾担任凡尔赛宫馆长，并在 24 日 2 月劳伦斯·德·卡斯（Laurence des Cars）辞职后的次日被任命——毫不犹豫地将阿波罗画廊与……镜厅（galerie des Glaces）相媲美！卢浮宫馆长主张两者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相同的皇家起源，对他而言，这也是为了“重新找回卢浮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座宫殿的理念”。在所有珠宝被洗劫一空之后，这座画廊现在依托其壮丽的装饰性布景，这些布景由勒布伦（Le Brun）、吉拉东（Girardon）、拉格雷内（Lagrenée）以及负责天花板中央大型装饰画的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之间相继完成。

王冠。 在面带微笑的馆长身后，可以隐约看到保护阿波罗画廊阳台的栅栏，两名窃贼正是从这里在 2025 年 10 月 19 日用短短 7 分钟时间闯入的。他们是阿卜杜莱·N（Abdoulaye N.），绰号“Doudou Cross Bitume”（这是他作为社交网络上城市跑酷明星时的绰号），以及格拉马拉·A（Ghelamallah A.），两人均来自奥伯维利耶（Aubervilliers）的兰迪区（Landy）。这些人

周三在卢浮宫的克里斯托夫·勒里博和凯瑟琳·佩加尔。 lOU BENOIST 摄影，经路透社提供。

卢浮宫抢劫案后，阿波罗画廊重新开放

他们在 2 和 22 日的审讯中，并未否认存在一个神秘的指使者，而目前除了调查中涉及比利时的一个分支（在来自东欧的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绑架照片）之外，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证明此人的存在。正如《世界报》在 7 月 12 日获得审讯笔录后所披露的，两名嫌疑人讲述称，他们在案发前三天被招募，并在奥伯维利耶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将赃物交给了一些感到失望的指使者。“我的包里有七八件珠宝[...]。他认为我们可以拿更多。我们在从窗户进入时浪费了时间。”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他们拒绝提供姓名，仅提供了一个绰号——“Jo”，并轻描淡写地将其描述为“一名吉普赛人”或“一名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男子”。最重要的是，两人都试图为另一名 10 月底被捕的嫌疑人——某位 Slimane K. 脱罪，尽管后者的基因图谱在被盗的吊篮上被发现。“他与此事无关”，“他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两名被告试图这样辩解。《巴黎人》记者、Main basse sur le Louvre 合著者 Jean-Michel Décugis 则认为：“由于一直想证明 Slimane K. 无罪，这两名嫌疑人反而反向勾勒出了指使者的画像。”他并不相信指使者是奥伯维利耶那个小团伙之外的外部人员。

虽然阿波罗画廊空间内目前仍有几处展柜为空，但不久后将增加青铜器展品。剩余的珠宝将移交给艺术品部门，并将创建一个安全房间来存放 144 克拉、估价 5100 万欧元的摄政钻戒（Régent），显然该钻戒并未在窃贼的瞄准之列。至于抢劫案当早晨在水沟中被发现的欧仁妮皇后的王冠，“它正在修复中”，馆长奥利维尔·加贝（Olivier Gabet）确认道，“由一位顶级专家以及 C2RMF [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编者注] 的团队负责，并得到了旺多姆广场五家大型珠宝店工作室负责人的协作。修复完成后，它不会比修复后的巴黎圣母院逊色。”馆长讽刺地说道。勒里博（Leribault）在列举一些已经采取的措施（阳台加装格栅、安装新监控摄像头、聘请一名安全总协调员）时，提醒道，并没有打算“制造一个保险库”。但部长在开启另一个议题时强调：“尽管这些措施看起来很枯燥，但必须重点关注这些工程，最近几日前所未有的酷暑再次证明了其紧迫性。”

工地。 “有些博物馆是气候避难所。在卢浮宫，我们被迫在 16 点关闭，”卢浮宫的 CFDT 代表瓦莱丽·博德（Valérie Baud）证实，“有些向公众开放的展厅温度超过了 30 度。办公室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冬天非常冷，有时没有暖气，夏天则非常热”。开学后，来自五个部门的大约 150 名工作人员将搬迁到歌剧院附近，以便进行工程施工。“这涉及德农翼（Aile Denon）靠近《蒙娜丽莎》的所有办公室，”瓦莱丽·博德详细说明道。虽然她强调了建筑极其陈旧的问题，但她认为自从新任总裁就任以来，社会氛围已经缓和，尽管仍有一份有效的罢工通知。目前讨论的议题包括：将卢浮宫员工的薪资与直接由文化部支付薪资的同事的薪资标准重新对齐，以及建筑翻新的紧急工程。关于这一点，部长已经承诺，“卢浮宫新文艺复兴”（Louvre Nouvelle Renaissance）计划将在开学后重新成为关注焦点。

CLAIRE MOULÈNE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进攻手之心

Romain Grégoire 对这次艰难的环法赛感到沮丧，这位法国冠军兼车队充满抱负的领骑者正在学习如何超越痛苦。

试图去理解一名参加环法赛（Tour de France）的车手，就像是在试图捕捉阴影。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像风帆车一样疾驰而过。你必须抓住一些细小的碎片。在这场“大环赛”中，Romain Grégoire 首先是由层层叠加的意象构成的，而这些意象在最后或许才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周一休息日，在上萨伏伊省莱芒湖高地面对我们时的那个年轻人。9h30，他在酒店的露台上，双臂交叉，低着头，可能在思考自己为何身处此处。无论如何，他不看新闻。那是来自贝桑松的年轻人，在杜省的圣维克（Saint-Vic）穿过粉丝的人群——那是他身为眼镜师的母亲的村庄——他像一名在罗马阅兵的将军一样被人们欢呼着簇拥，而他却觉得自己的表现还不足以赢得这一切。那还是在加瓦尼-热德尔（Gavarnie-Gèdre）那个痛苦的时刻，他泪流满面地冲过终点线，被巨大的海拔落差和酷暑击垮，无法恢复体力，并为没能达到自我预期而愤怒。那天，图尔马莱山口（Tourmalet）几乎将他吞噬。

23 岁时，Romain Grégoire 经历了一场令人沮丧的环法赛。7 月 2 日他抵达巴塞罗那起点时，身披法国冠军的光环，曾在瑞士环赛的一个赛段获得世巡赛（World Tour）冠军，并在几场声名显赫的一日赛（如白路赛、法兰德斯之箭、安培金杯赛、列日-巴斯通-列日赛）中进入前 10 名。这位 Groupama FDJ United 的进攻手（puncheur）是这代法国年轻车手的象征——他们能赢，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雄心。然而，随后局面崩塌。酷热、极度疲劳，双腿跟不上节奏。他在第二赛段获得第 7 名，之后便再无亮点，除了周四出现在突围组中。他沉浸在痛苦之中。Romain Grégoire 并不掩饰：“环法赛主要由困境和痛苦的时刻组成。但它能让你发现自己是谁。你的精神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身体。每天早晨当我爬酒店楼梯时，我会告诉自己，今天不可能跑完赛段……但随后理智会占据上风。” 对于目前的弱势，他既不指责任何人，也不抱怨环境。“高温是比赛的一部分。” 针对大组内激烈的讨论，他认为这是一项户外运动。他说：“热浪会越来越多，而我认为在 7 月和 8 月停止骑行是不可能的。在 3 月的巴黎-尼斯赛中，一直下雨，大家同样在抱怨。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能完全适应天气的赛程，好让每天都能在 20 度的阳光下骑行。”

Romain Grégoire 并不考虑放弃。“心中有一种自尊”，必须完赛。随后他迅速地自我修正，仿佛刚才说了一句傻话：“但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在环法赛中完赛而来的。” 不，他是为了成为 Groupama-FDJ United 车队的绝对核心而来的。该车队在 2023 年见证了 Thibaut Pinot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退休，而指定的接班人 David Gaudu 或 Valentin Madouas 未能成功替代他的地位。他断言：“领骑者是我在车队中想要的职位。我喜欢这样明确表达雄心并随后为此承担责任的感觉。” 他十分看重这个角色，誓言要带动所有人，并提醒人们自行车是一项集体运动。没有人能单独获胜。他的队友们对此很认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要去哪里，”其中一名队友 Clément Braz Afonso 最近在 DirectVélo 网站上称赞道，“他带动了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能实现跨越式进步，也多亏了他。”

他自青少年时期起就跟随的教练马克西姆·拉图尔特（Maxime Latourte）并不感到惊讶：“在意识到他的水平之前，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性格。他是个‘饥渴’的人。”我们再次观察格雷戈尔（Grégoire）。在他那理想女婿般的面容中，我们试图寻找潜藏其中的内心之火，那种近乎愤怒的情绪，以及时刻想要点燃导火线的冲动。“这是天生的。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他对自己和他人要求严格，但从不越界，”拉图尔特补充道。

这个男孩在杜省（Doubs）长大，在父亲的影响下很快接触了自行车，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水平很高的自行车运动员，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工作。他先是在俱乐部练习山地车，随后转入公路赛。他也曾犹豫是否尝试障碍跳跃。他热爱这些动物，以及人与马之间那种技术性的连接。

夏天，他下午的时间都花在观看环法自行车赛，为身披 Léopard-Trek 队服的安迪·施莱克（Andy Schleck）加油。他将自己的命运视作像那位卢森堡登山手一样，为赢得大组赛而奋斗。在 19 岁时，他曾宣称不想给自己设定任何限制。当被提醒起这件事时，他笑了。改变了什么？“你面对的是现实。”他知道在高海拔山地赛中，他永远无法跟上最顶尖的选手。他更倾向于专注于优秀的古典赛，希望有一天能赢得环法的一个赛段（“今年不行”），或者赢得一项纪念碑式赛事，比如 2022 年他在 23 岁以下组别中赢得的列日-巴斯通-列日赛。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成为法国冠军，这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头衔。“自行车是一项即使你赢得了一个重要的赛段，你也只能快乐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重新开始的运动。而这件冠军衫，你可以穿一年，然后终身保留三色边饰。”

这套服装就像一件超级英雄的盔甲，随之而来的所有配套设施也包括在内。弊端是：他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必须不辱使命。“这促使我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时刻付出更多的努力。”好处是：他可以抽离出来，不必完全地做自己，而是扮演一个角色。“当我们经过我母亲所在的村庄，面对所有的粉丝、所有的朋友，面对这种极高的曝光度时，我觉得这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希望这一切快点过去。帮助我度过那个时刻的正是这件冠军衫。人们鼓掌欢迎的是法国冠军。”

周一，他将回到家，就在离他母亲居住地几公里的地方。与许多倾向于阳光充足或有税收优惠地区的车手不同，这位收入丰厚且刚刚续签合同的选手并不打算离开家乡，离开朋友间的烧烤聚会，或者冒风险让他的女友离开原生地。他们在一起十年了。她在贝桑松（Besançon）的医院工作。他说道：“我不会搬到尼斯，在那里她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联系，最终导致她一年中有超过 200 天的时间在公寓里独自生活。”在获得成功的同事照顾好他人：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等式。➤

作者：昆廷·吉拉德 (QUENTIN GIRARD) 环法特派员摄影：詹姆斯·斯塔特 (JAMES STARTT)

人物肖像

我们如此

痛恨对方...

整个夏季 30 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Libé

周五 7 月 24 日

还有

一个摄影展
今日之旗
我们的夏季剧集
漫画...

Liam Gallagher (Oasis) 和 Damon Albarn (Blur) 1996 年 5 月 12 日在伦敦 Mile End 体育场参加一场慈善足球赛。PA PHOTOS: A NACA

夏季 / 我们如此痛恨对方...

Libération 周五 2026 年 7 月 24 日

在伦敦市中心的 Soho House 六楼，派对正处于高潮。香槟杯溢出。每个人都应该是极度兴奋的，但疲惫和酒精扭曲了这种喜悦。这个周日天气炎热，气温超过 30°C。这像极了那个沸腾且充满音乐对抗的一周。Graham Coxon 已经喝醉了。这位 Blur 的吉他手走向窗边，准备跳下去以结束这场噩梦。然而，这个 1995 年 8 月 20 日的夜晚本意是庆祝“英伦流行乐之战”（Battle of Britpop）的结束，这场战争是由媒体为了活跃夏季而凭空捏造的。前首相 Harold Wilson 已经去世，波斯尼亚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着，而且 pubs 第一次被允许在周日下午营业。但那一周占据媒体关注的，主要是 Blur 和 Oasis 在同一天发行的单曲，以及为了得知这两个竞争对手中谁将登顶排行榜而发起的倒计时。然而就在六个月前，他们还互相欣赏。当 Blur 在 2 月份的 Brit Awards 上赢得最佳英国组合奖时，乐手们手握奖杯声明，“这个奖项应该与 Oasis 分享”，并祝愿对方“充满爱与成功”。这四个人（Damon Albarn, Graham Coxon, Alex James 和 Dave Rowntree）是第一批在公众面前被贴上“britpop”标签的人，尽管 Suede 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在名义上，这是英国流行乐，但实际上主要是英格兰的。而且在实践中，它是反美国的。

真实的仇恨

对于 Blur 来说，这个想法萌芽于 1992 年，在一次超过 40 场演出的美国巡演之后。由于对格朗之（grunge）的兴起感到失望，又被旅途折磨得精疲力竭，这个四人组回国后打算重新潜入自己的文化遗产中。通过调用其“摇摆六十年代”（Swinging Sixties）的影响力，Blur 创作了他们的第三张专辑《Parklife》，这是一组尖刻的人物肖像画，讽刺了郊区生活的平庸：嘲笑热爱高尔夫的公务员、喂鸽子的员工、成群结队去希腊海滩搭讪的年轻人……结果，这种复古且怀旧的风格令那些疯狂寻找下一个推广趋势的音乐杂志们欣喜不已。

专辑于 1994, 4 月发行，就在 Kurt Cobain 去世几周之后，后者触发了向英国转移的钟摆运动。同月，Oasis 第一次在 Radio 1 上进行现场演奏。五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家伙，•••

Oasis 与 Blur，排行榜上的攻坚战

热门榜单 曼彻斯特的“小伙们”对阵英格兰南部的“酷小孩”：在 90, 年代中期，一场“英伦流行乐（britpop）之战”正打得不可开交。这是一场半真半演的竞争，由媒体精心策划并煽风点火。

作者：JULIETTE DÉMAS

年 Oasis 在曼彻斯特 Nomad Studios 办公场所。照片：JAMES FRY GETTY

••• 这次是曼彻斯特方面，他们保留着北方的口音，以摇滚之星自居。在诺埃尔·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和利亚姆·加拉格尔（Liam Gallagher）兄弟的带领下，他们拒绝知识分子气息，追逐金钱与名声，将叛逆之风推向极致。他们同样想要分得一份成功。但在这种充斥着睾酮——且略显自大——的漩涡中，是否有空间容纳两个领军人物？争执始于 1995. 年 4 月 Oasis 的首支单曲 Some Mighty Say 登顶排行榜 1 名，在 1995, 年 4 月。当戴蒙·阿尔本（Damon Albarn）受邀参加他们的庆祝派对表示祝贺时，利亚姆·加拉格尔给了他一个冷嘲热讽的评价。据说阿尔本因此感到被冒犯。在当时 NME 的记者史蒂夫·萨瑟兰（Steve Sutherland）的记忆中（他在 2019 年在周刊页面中回顾了这一时期），是一次颁奖典礼上的冲突点燃了战火：在后台，“利亚姆对亚历克斯 [Blur 的贝斯手，编注] 进行了各种名义的羞辱…… [...] 正因为他有那种矜持且做作的样子，所以他们真的很讨厌他。这让他们气疯了。” 另一些人则记得这是一场受挫的爱情。当时，阿尔本与 Suede 和 Elastica 乐队的创始人、同样是超级巨星的贾斯汀·弗里施曼（Justine Frischmann）交往。只要有机会，利亚姆·加拉格尔就会公开表示他很喜欢她。“你打算采取行动吗？”记者问。他挑衅道：“不，是她会来找我。” 这里的记忆同样存在分歧。2019, 年，在丹尼尔·雷切尔（Daniel Rachel）的著作 Don't Look Back in Anger（未译）中，诺埃尔·加拉格尔则坚称戴蒙和利亚姆“睡了同一个女人”，另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而且“过量”使用可卡因并没能平息这些自我意识。

签下曼彻斯特人的制作人艾伦·麦基（Alan McGee）在同一页中补充道，正是“女人的事情” “引发了英伦流行乐之战”。在他看来，这种仇恨是真实的：“Blur 认为这是一款游戏，但 Oasis 当时真的很讨厌他们——说实话，我认为 [戴蒙·阿尔本] 没有意识到 Oasis 把这一切看得如此认真。” 在 1995 年夏季前夕，有两支单曲即将发行，且两支乐队都想统治热门榜单。在幕后，经纪人们为了留出空间竭尽全力。但 Blur 方面的安迪·罗斯（Andy Ross）记得，当他发现“由于一个出人意料的原因，[Oasis] 将其单曲 [Roll With It] 的发行时间提前了大约六周，比预期早得多”时，他感到非常惊讶。这就是戏剧冲突所在：“突然之间，他们要在我们之前发行唱片

解放报周五 24 Juillet 2026

III

之前出碟。他们几乎肯定能拿到 1. 名。Blur 绝不接受排在后面，于是决定将其单曲 Country House 的发行日期也随之移动，目标定在同一天，即 1995 年 8 月 14 日周一。NME 非常享受这场游走于流行与摇滚之间的肥皂剧。该周刊改编了一张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海报，将这个日期呈现为一场格斗赛。利亚姆·加拉格尔对阵戴蒙·阿尔本，“英国重量级冠军赛”就此宣告开始。

刻板印象的排列

在朋友之间，人们会问“你是倾向于 Blur 还是 Oasis”，就像三十年前人们会问“你是倾向于披头士还是滚石”一样。唱片店老板们对这个“对[他们的]店铺以及英国音乐而言都极佳”的时刻感到高兴。英国全境都在讨论这件事，但真正的音乐迷们其实并不全然受骗。在《卫报》的专栏中，人们讽刺这种竞争“不过是炒作”，并称赞这是一个“巧妙的营销手段”。

因为这场对决的剧本太完美了：一边是四个来自英格兰南部的酷小孩，化身为傲慢的中产阶级青年，前途光明；另一边是 Oasis 五人组那不羁的模样，他们热爱足球，高举北方的旗帜及其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 的传承。现实情况更为复杂，但那并不重要。这是一场英国年轻人必须投射其中的公开战役：选择其中一方，就是在确认自己的社会归属感，以及与权力、金钱甚至男性气概的关系……

来自威尔士的 Rhian Jones 当时还是个青少年，她谨慎地观察着这场战斗。这种刻板印象的排列并未打动这位未来 Clampdown: Pop-cultural Wars on Class and Gender (2013, 未翻译) 的作者。“阐释框架早已准备就绪，我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些团体套在现有的刻板印象上：英格兰南部被视为更富裕、精致、温婉且感性，而北部则更粗犷、无产且强硬。Oasis 身上被推崇的是一种不加修饰的态度，但部分地也包含了一些保守和反动的思想。他们的大男子主义或性别歧视行为被原谅了，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子弟。” 她无法在其中找到共鸣，并认为这主要是英国年轻人的一种自我肯定方式：“在英伦摇滚 (britpop) 的核心，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国家可以再次向欧洲输出后帝国时期的软实力。”尽管这种对立是人为的，但这种噱头能促进销售。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新闻报道都在谈论流行音乐。唱片被抢购一空。17 岁的 Daniel 向《卫报》解释道，他正坐在贴满海报的卧室里，通过 BBC 1 频道等待 Top 40 的结果。他是自 Parklife 时期起就关注 Blur 的粉丝，但他也收集 Oasis 的每一首单曲；他回忆起三十年前在《解放报》采访时提到，他曾跑了 20 km 到曼彻斯特市中心的 Piccadilly Records 购买这两首歌曲。当时他更喜欢 Country House，但如今，在尊重“Blur 的天才，即便他们在演戏”的同时，他认为 Oasis 的歌曲 Roll With It 也许更好。他补充道：“这两首歌可能是他们各自出过的最烂的两首歌……” 1995 年 8 月 20 日，结果出炉：Blur 销量 274 000 张，Oasis 为 216 000 张。这位曼彻斯特人表示“很失望，但并不意外”。在苏豪区 (Soho)，Damon Albarn 及时追上了他的吉他手，阻止了对方跳窗自杀。

NME 1995 年 8 月 12 日的封面。照片由 NME 提供

热潮退去

Blur 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没能赢得战争。Oasis 才刚刚起步：超级金曲《Wonderwall》甚至还没有发行（得等到十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敌对情绪在隔空采访的煽动下持续升级。诺尔·加拉格尔 (Noel Gallagher) 在接受《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采访时宣称他憎恨戴蒙·阿尔本 (Damon Albarn) 和亚历克斯·詹姆斯 (Alex James)，并希望“他们能染上艾滋病然后死去”。“做一个‘lad’（哥们/小伙子）定义了我的身份。我可以告诉你谁不是‘lad’：Blur 的任何一个成员，”利亚姆·加拉格尔 (Liam Gallagher) 狂傲地说道。而戴蒙·阿尔本则嘲讽道：“Oasis 的所有歌曲都长得一样。”当他们在 1996 年的英国音乐奖 (Brit Awards) 上领取最佳英国专辑奖时，

Blur 成员在英格兰南部的马盖特 (Margate) 海滩，

1991 年。照片：TIM BONEY GETTY

加拉格尔兄弟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演唱了一个讽刺版的《Parklife》，并嘲笑阿尔本的口音……尽管商业成功接踵而至，但英伦摇滚 (britpop) 最终还是踉跄了。首相候选人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顺应现代潮流，宣布进入“酷不列颠” (Cool Britannia) 时代，伴随着印有联合杰克旗 (Union Jack) 的吉他和连衣裙、海报上的凯特·莫丝 (Kate Moss) 以及肆无忌惮的青春。Oasis 在克内沃斯 (Knebworth) 连续两晚为 250 000 名粉丝演出，但其第三张专辑《Be Here Now》标志着创作疯狂时期的终结。另一方面，Blur 推出了讽刺涅槃乐队 (Nirvana) 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的歌曲 Song 2，并在美国大获成功。热潮随之退去。1997 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去世，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五年后，布莱尔卷入了伊拉克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Blur 的成员们保持了距离，但偶尔会为了某个项目重新集结。戴蒙·阿尔本创立了第一个虚拟乐队 Gorillaz，并开展了大量的个人项目。Oasis 持续进行巡演，直到 2009 年爆发性解散。亚历克斯·詹姆斯去了乡村做奶酪。诺尔·加拉格尔和戴蒙·阿尔本曾共同演出为癌症基金会筹款，并合作了一首 Gorillaz 的曲目 (We Got the Power)。在墨色眼镜背后，戴蒙·阿尔本并未掩饰他对一名记者的不耐烦，对方竟在这么久之后还敢问他：“我们的制作人想知道谁更优秀……您还是 Oasis？”任何借口都可以用来重启这段竞争关系：在关于脱欧的公投期间，YouGov 甚至试图调查 Blur 的粉丝和 Oasis 的粉丝中，谁支持脱欧的人更多……

因为媒体领域无法摆脱对互联网鼎盛之前最后一个影响青年的文化运动的眷恋。亲历过那场冲突的记者们在反反复复地咀嚼。一部名为 The Battle 的相关戏剧今年在英国上演。既然当年的演员们依然占据舞台中心，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回顾一下呢？布莱尔成了评论政治的愤世嫉俗的傀儡；戴蒙·阿尔本推出了 Gorillaz 的第九张专辑并创作了一部歌剧；加拉格尔兄弟则进行了一次价格不菲的回归，那些最富有的粉丝们欣然付费，试图买回一段青春。甚至联合杰克旗依然随处可见——尽管如今它更多地成为了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象征，而非曾经那轻快活泼的英伦摇滚标志。

明天

萨科齐 VS 维尔潘 (SARKOZY VS VILLEPIN)

FTT

剧集 (SÉRIES)

Libération 周五 2026 年 7 月 24 日

埃斯特尔·梅耶 (Estelle Meyer) 在巴黎，2024 年 8 月。照片：JULIEN PEBREL MYOP

“你必须洗净你的眼睛……”

埃斯特尔·迈耶 (Estelle Meyer)，灰色的命运

改变他们生活的句子 (6/6) “你必须洗净你的眼睛，并找到那个护身符”（火车上的女士）。如今，这位女演员回想起这段在经历了两次痛苦分手后将她解救出来的预言。

“我刚从 l'Conservatoire（国立戏剧学院）毕业。我 25 岁。几个月前，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失恋。那是 2010 年的夏天，我在阿维尼翁演一部戏，并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男人。他 50 岁。我对他进行了一次难以置信的告白，我们经历了一场疯狂的爱情，我随他去了科西嘉岛，那是火热的夏天。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结束了。我陷入了完全绝望的状态。两次分手接踵而至，像重锤一样击中我的全身，我感到一阵眩晕：我 25 岁，一切都敞开在面前，广阔无垠，未来属于我，但这在我的看来太过于庞大了。我乘火车回阿尔萨斯地区的父母家，当时状态极其糟糕，精疲力竭，脸色发青……总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我旁边，在那个四人座区域，几个女人在大声交谈。她们非常活跃，留着长发。她们让我感到疲惫，声音让我心烦。我把头发遮在眼睛上，像个眼罩一样，然后睡着了。我在抵达斯特拉斯堡前几分钟醒来，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像是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再次看到那些女人，我们互相微笑，闲聊，气氛很愉快，突然，其中一个人对我说道：‘你今年在爱情中受了两次苦。不要担心。你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人。但在那之前，你必须洗净你的眼睛，并找到那个护身符。’ 我有些好笑且发愣地看着她，然后我们分别了。我在父母和父亲的家人那里住了几天。在我出发的前一天，父亲建议我们去圣奥迪尔山 (mont Sainte-Odile)，那是一座俯瞰该地区的小山。我对圣奥迪尔山很熟悉，童年时去过上千次，我知道那个故事，但那天我把一切都忘了。我父亲向我解释，奥迪尔是一个天生的盲女孩，她的父亲因为孩子视力不佳而愤怒，下令将其杀死。为了保护她，她的母亲将她藏在一家修道院里，在洗礼之日，当圣水流过她的脸庞时，她恢复了视力。如今，她被视为阿尔萨斯地区以及视障人士的守护圣人。我和父亲参观了山顶上的一座非常精美的小教堂，出门时，我经过一名坐在小台阶上的女人；她在乞讨，留着长发。我在等待家人时坐在她身边，我们聊了起来。在我离开她的时候，她向我伸出手并说：‘这个给你；一个护身符。’

那是一个圣奥迪尔的小奖章……这个故事充满了钥匙。我感觉到它在我的生命中很多时刻产生回响和反弹。事实上，这就像是它为我开启了一条神圣之路，我至今仍行走其上。我将其视为一个童话，标志着我‘睁开眼睛’的开始。它结束了我对世界丰饶之物的盲目。对我所面对的事物、征兆以及那些给予关怀的人们。是的，这个故事就像一扇门。它是通往女性情谊 (sororité)、通往神圣女性、以及通往那些‘句子之女’的入口，她们的话语一直陪伴着我。比如吉赛尔 [哈利米] (Gisèle Halimi) 及其‘狂野的自由’。所有这些出现在我路上的句子，所有这些交织的能指，抚平我的灼伤，引导我，治愈我。这个故事就是这一切的开始。我很喜欢它。” 采访记录：爱丽丝·巴宾 (ALICE BABIN) 周六，新系列 Ligne 2，方向：国家(s)

在拉各斯，Afrobeat 进入狂喜状态

音乐中转站 (6/6) 六个见证了传奇曲风和乐队诞生的重要港口城市。今天，我们将来到这座尼日利亚大都市，在这里，费拉·库提（Fela Kuti）成为了无声者的代言人。

对于后世而言，afrobeat 始终与拉各斯紧密相连。在这座触角延伸至四面八方的尼日利亚城市中，费拉·库提及其鼓手托尼·艾伦（Tony Allen）调制出了这段即将传遍全球的背景音乐。然而，让他们产生启示的却是大陆的另一端——一次并不顺利的美国巡演。1969, 费拉带领着 Koola Lobitos 乐队出发，当时他们演奏的是较为经典的 highlife（一种非洲音乐流派）；而当他回到尼日利亚时，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方案：Afrika 70, 其风格更为激进。在与黑豹党活动家桑德拉·史密斯（Sandra Smith，又名 Sandra Izsadore）的决定性邂逅后，他通过挖掘 funk 和最自由的爵士乐的深层特质来肥沃自己的根基，并为她献上了一张宏大的专辑。“正是美国让我找回了自我，”这位尼日利亚人当时如此宣称。随后他将名字改为“Anikulapo”，在约鲁巴语中字面意思是

“袋子里装着死亡的人”。他成为了自封的卡拉库塔（Kalakuta）共和国的“黑总统”，该共和国建立在家族住宅的围墙内，位于尼日利亚经济之都、贫民窟林立的核心地带。从此，费拉·库提磨利他的笔触，旨在成为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令下受压制的非洲无声者的代言人，以及由加纳人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所倡导的泛非主义的赞美者。他的口号是：“音乐是未来的导弹。”其影响力将远远超出当年的奴隶海岸。afrobeat 将像种子一样在里约和东京播撒，成为一种独立的音乐流派。在拉各斯，这种在黑色舞池中诱导人们进入“狂喜（transer）”状态的声音在其创作者于 1997, 8月 2 日去世后依然延续，首先是由他的直接继承者——儿子费米（Femi）和塞恩（Seun）传承。更年轻的一代则将其升华，创造了 afrobeats（带一个 s）或 afro-pop。这种音乐的政治色彩明显较淡，尽管它在 2020. 尼日利亚反对警察暴力的“EndSARS”运动中起到了陪伴作用。而通过一个最终的轮回，如今反而是 afrobeats 在大西洋彼岸主导着基调，与此同时，其他人正重新发现费拉的灵感来源之一——加纳人 E.T. Mensah，这位 highlife 之王同样歌颂过泛非主义的美德。

雅克·德尼 (JACQUES DENIS)

Libération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摘自巴勃罗·卡斯蒂利亚（Pablo Castilla）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地区创作的《高原》（Altiplano）系列。照片：巴勃罗·卡斯蒂利亚

山峰与沉积物

夏季艺术节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在 22- august 之前，与 $\text{解放报}$ 一起参观 LUX 网络的心选展览。今天，我们来到米卢斯（Mulhouse），走进 Pablo Castilla 的世界。

光线强硬。在格拉纳达省（Grenada）东北部的这座西班牙高原上，大地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干涸感。然而，Pablo Castilla 的《Altiplano》系列作品却散发出一种温柔之感。在这个需要动物般的敏锐度才能从沉积物的色调中察觉生命的土地上，这位本土之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如同幽灵一般，Pablo Castilla 悄悄潜入，揭示那段逃离我们掌控的时间里的亲密感。在这里，安达卢西亚草原与周围的山峰相邻。他记录了一个区域的缝隙，从而揭示其基因。Pablo Castilla 的作品中蕴含着诗意，一种以简洁为养分的诗意。或许还包含着神性。他的图像是宝贵的线索，引导我们走向相遇。在这样一个仅能呈现碎片的风景中，一切都变成了细节，使我们倾向于花时间去阐明自己的存在。展出的躯体就这样赤裸地呈现在一个时间概念显得过时的场景中。

每一次快门按下，人类的历史就在中画幅胶片上被挖掘而出。考古学家俯身在古海的残迹之地上，发现最早社区的埋葬遗骸，以及曾经在此生活过的痕迹。Pablo Castilla 让我们面对地质年代和对意义的永恒追求。他执意探测不可见之物的努力，使真实之物浮现。SYLVAIN COURROS

沉积 (SÉDIMENTATION(S))

第七届米卢斯摄影双年展邀请人们探索地理与心理的景观，依托于沉积、分层、物质流以及集体与个人记忆的可塑性等概念。Pablo Castilla 的作品在米卢斯的伊尔河（Ill）岸边展出，直至 2027- mars。

夏季 / 漫画

$\text{解放报}$ 202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欧内斯廷 (Ernestine)

作者：Salomé Lahoche，Même pas mal 出版社

VII

Salomé Lahoche 是一位措辞犀利的作者，此前通过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自传式短篇漫画而崭露头角。她通过《欧内斯廷》冒险故事的第二卷继续她的虚构创作。欧内斯廷是一个 9 岁的红发小女孩，她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除了她烟瘾极大，玩在线扑克，并且敲诈邻居的钱。她的母亲因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离开了家庭，而她的父亲则陷入了沉默。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局面，尽管这个女孩早熟，但她无法独自摆脱……

《欧内斯廷》，第二卷 (ERNESTINE, TOME 2) 作者：SALOMÉ LAHOCHE Même pas mal 出版社， 120 页，20 欧元 9 月 4 日发行。

未完待续...

VIII

今日测验

《暮光之城》，虔诚者的受宠传奇

作者：

JUSTINE WASSON

1 在该系列故事开始时，女主角伊莎贝拉·斯旺（Isabella Swan）搬到了哪个多雨的城市？

A 福克斯 (Forks) B 奈夫斯 (Knives) C 布雷斯特 (Brest) D 斯普恩斯 (Spoons)

2 在卡莱尔 (Carlisle) 勉强将其转化为吸血鬼之前，什么几乎杀死了爱德华 (Edward)？

A 前额的一道伤口 B 一场车祸 C 一次自杀企图 D 西班牙流感

3 同样追求贝拉 (Bella) 的雅各布·布莱克 (Jacob Black) 有什么特别之处？

A 他是一个狼人 B 他实际上是同性恋 C 他有多汗症 D 他可以按指令变成摩托车

4 卡伦 (Cullen) 家族的吸血鬼们在玩棒球时使用的是哪首配乐？

A Metallica 乐队的《Nothing Else Matters》 B Muse 乐队的《Supermassive Black Hole》 C Arctic Monkeys 乐队的《Do I Wanna Know?》 D Scorpions 乐队的《Still Loving You》

5 为什么吸血鬼们只在暴风雨时玩棒球？

A 为了让雨水在他们的肌肉上流淌 B 为了能砍断树木并将责任推给天气 C 为了让雷声掩盖他们的嘈杂声 D 为了确保不会遇到人类

6 贝拉为什么不想去参加毕业舞会？

A 她要游泳 B 她舞跳得太差 C 爱德华邀请她去餐厅 D 雅各布邀请她去看电影

7 《暮光之城》的原声带常被联想到哪些拟声词？

A Hoa hoa hoa hoa! B Hummmmm hummmmm hummm! C Eho eho eho eho! D Ay ay ay ay!

8 吸血鬼社区中“政府”成员称作什么？

A Voltigeurs，因为他们会飞 B Veronesi，因为他们住在维罗纳 C Volturi，因为他们住在沃尔泰拉 D Volteface，因为他们见风使舵

9 贝拉和爱德华给他们的女儿起名为什么？

A Renaissance，因为爱德华和贝拉是马克龙主义者 B Renegade，因为这对夫妇开吉普车 C Rigatoni，他们最喜欢的面条 D Renesmée，两人母亲名字的缩写

10 请补全雅各布·布莱克 (Jacob Black) 的经典台词：“Bella...”

A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fada?” B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loca?” C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bella?”

答案：1.A; 2.D; 3.A; 4.B; 5.C; 6.B; 7.A; 8.C; 9.D; 10.B

海滩口袋书

今天，一支修复生灵的魔幻之针。

卡萝尔·马丁内斯 (Carole Martinez) 《缝合之心》(Le cœur cousu)

CAROLE MARTINEZ LE CŒUR COUSU

Folio 出版社. 448 页, 10,50 €

弗拉斯基塔 (Frasquita) 从母亲传下来的一只木盒中获得了一项天赋。在被玫瑰覆盖之后，这位在婚礼之日便已枯萎的新娘不再停止地缝补与裁剪。她的魔幻之针修复着生灵，从她那个疯癫丈夫的母亲，到她珍贵的红公鸡，再到被欲望和阴影抛弃的“酒徒”埃雷迪亚 (Heredia)。被她的男人戏弄并抛弃——那个男人更宠爱家禽而非他众多的孩子——弗拉斯基塔推着一辆手推车，带着她色彩斑斓的后代逃亡在路上：哑巴阿妮塔 (Anita)、歌声动听的安吉拉 (Angela)、浑身画满图案的红彼得 (Pedro el Rojo)、必须为了拯救家人而死去的马尔蒂里奥 (Martirio)、皮肤在黑暗中发光的克拉拉 (Clara)，以及最后作为叙述者的索莱达 (Soledad)。用一种瑰丽的语言，这个带有童话色彩的诗意故事编织了一场真正的旅程：从一个被阳光、尘埃和残酷摧残的微小安达卢西亚村庄，一直到全家人在其中徘徊的沙漠。“如此多的词汇，如此多的沙粒，如此多的脚步，不计其数。”让自己被卷入并带穿这些浸润在魔幻现实主义中的不同世界，追随这些拥有非凡才华、充满自由之情的女性的足迹，是多么甜蜜。“用顽强的抵抗对抗现实，我们的母亲最终在厨房深处弯曲了世界的表面。”代代相传，她们非凡的祈祷治愈了病痛与侮辱。并在读者心中产生了一种惊人的吸引力。

克莱门斯·德·布拉西 (CLÉMENCE DE BLASI)

梯子，我的美人

作者：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和 JULIEN GUILLOT

不仅仅是国家才有旗帜

地球

为什么要有一面旗帜？虽然有人提出了多项创建“地球旗帜”的建议，但从未有任何一项获得官方认可。然而，确实存在一面旗帜，这是由瑞典设计师 Oskar Pernefeldt 在 2015 年设计的一个项目，旨在用于太空探险。它采用了非常经典的交织环形，象征着各大洲与统一，在海洋蓝的背景中心形成一朵花（生命的象征）……我们仍在等待看到 NASA 的机组人员挥舞这面旗帜。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3996

VENDREDI 24 JUILI ET 2026

www.liberation.fr

PA PHOTOS: ARACA

En Gironde, dans la nuit de mercredi à jeudi. PHOTO: STEPHANIE MARIE REUTERS

MORION

M 00135 - 24 - F 3,00 €

Libération

OASIS VS BLUR Les Brits et la fureur CARIER CENTRAL

L'LOFURITO

«CA FAIT PEUR»

Déjà ravagé par les flammes il y a quatre ans, le bassin d'Arcachon doit à nouveau lutter contre un monstre de feu. 20 000 personnes ont dû tout quitter dans l'urgence.

PAGES 2-5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22 Dk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2 EVENEMENT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ntre Le Porge et Lège-Cap-Ferret (Gironde), jeudi.

L'incendie, d'une violence exceptionnelle, menace certaines habitations.

INCENDIES DANS LE BASSIN D'ARCACHON

«On a du mal à croire que ça recommence»

L'odeur âcre prend à la gorge bien avant d'apercevoir les flammes. Le panache de fumée donne l'impression d'engloutir l'horizon. Au-dessus, des pompiers qui s'activent à éteindre un feu qui a déjà dévoré plus de 3700 hectares en vingt-quatre heures, le ciel a viré au sépia. Le soleil n'est plus qu'un grand disque rouge. Sur le bas-côté, des sauterelles jaillissent des herbes desséchées et s'enfuient par dizaines. Des oiseaux tournent en rond, désorientés.

Sur les routes de Gironde, le ballet des secours s'est mêlé à celui des habitants venus prêter main-forte. Des tracteurs tirent des citernes d'eau vers les parcelles menacées. Plus loin, une longue file de camions de pompiers s'aligne entre Le Porge et Lège-Cap-Ferret (Gironde), dressant une barrière pour tenter de protéger les maisons en

Quatre ans après les feux qui l'ont touché en 2022, le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 est de nouveau en proie aux flammes, qui ont dévoré plus de 3700 hectares en vingt-quatre heures. 20 000 riverains et touristes ont été évacués.

Par EVA FONTENEAU Envoyée spéciale dans le bassin d'Arcachon Photos A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première ligne. Des Canadair survolent la zone en renfort. Dans les jardins, certains ont tenté de gagner de précieuses minutes. Un tuyau d'arrosage fixé aux tuiles déverse des litres d'eau. Chez les voisins, les arroseurs automatiques tournent à plein régime. Quelques chaises ren-

versées, des volets clos, des voitures laissées derrière les portails. Les traces d'un départ en urgence. La veille, plusieurs milliers d'habitants de l'ouest du département ont reçu l'ordre d'évacuer au plus vite. A quelques kilomètres du front de l'incendie, ceux qui sont partis

guettent désormais fébrilement les nouvelles. Dans la salle des fêtes du Porge, les petits lits de camp s'alignent. Une poignée d'habitants évacués s'y sont effondrés au creux de l'après-midi, terrassés par la fatigue. Dehors, d'autres font la queue devant un food-truck dépêché en

urgence, dans un élan de solidarité. Toutes les conversations tournent autour de la même question : jusqu'où le feu va-t-il aller ? «On espère juste que notre maison va rester debout», s'émeut un couple de retraités assis sur un banc. Ils actualisent sans relâche le site de la mairie. Au loin, le vent semble, minute après minute, offrir un nouveau souffle au monstre de feu. Impossible, pour beaucoup, de ne pas revoir l'été 2022, quand plus de 30 000 hectares de forêt étaient partis en fumée en Gironde. Quatre ans plus tard, le traumatisme reste profondément ancré dans les mémoires.

CAMPINGS ET PLAGES VIDÉS

S'ils restent prudents sur l'évolution, les visages fermés des pompiers ne laissent Suite page 4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n Gironde, ces incendies surviennent quatre ans après les feux de 2022, qui avaient traumatisé tout le département.

Yasmine et son compagnon, Aymeric, évacués.

L'A400M, un avion militaire en passe de mener la guerre du feu

L'aéronef de transport de troupes et matériels conçu par Airbus peut loger un kit de largage d'eau ou de produit retardant dans sa soute, d'un volume équivalent à trois Canadair. Il sera mobilisé «d'ici à fin juillet» a annoncé jeudi la porte-parole du gouvernement, Maud Bregeon.

Une nouvelle force d'appoint pour lutter contre les incendies. L'avion militaire A400M d'Airbus doit être mobilisé «d'ici à fin juillet» pour combattre les feux de forêt qui s'étendent dans plusieurs régions, a annoncé la porte-parole du gouvernement, Maud Bregeon, jeudi. Long de 45 mètres pour une vitesse de pointe annoncée de 890 km/h, propulsé par quatre moteurs, l'A400M est prévu pour les théâtres de guerre.

Conçu pour le transport de personnel militaire, le gros-porteur a été repensé pour pouvoir servir dans le cadre de la lutte contre le feu: Airbus a développé un kit amovible, à charger dans la soute, transformant l'appareil en bombardier d'eau. Avec la modification prévue par le constructeur, l'A400M peut ainsi charger 20 tonnes d'eau, l'équivalent de trois Canadair, que le système – encore expérimental – largue ensuite par la rampe arrière. L'avion devrait, selon Laurent Nuñez, servir à disperser du retardant, un produit qui vise à circonscrire les incendies et à protéger les zones vulnérables.

«Maniabilité». La raison de la réquisition des A400M est simple: c'est une réponse à «une pénurie d'avions, des moyens de lutte contre les feux», explique un porte-parole d'Airbus. Un renfort venu combler les trous d'une flotte qui ne parvient pas à couvrir un territoire hexagonal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

par les incendies cet été. Capable de mener «des opérations de jour comme de nuit», dixit l'avionneur, l'A400M viendra donc épauler la flotte de douze Canadair français, dont la moyenne d'âge est aujourd'hui de 30 ans. Le projet «présente l'avantage de ne nécessiter aucune modification structurelle de l'Airbus A400M», relève un rappor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atant de 2025, qui décrit l'aéronef comme un «appareil connu pour sa grande maniabilité à basse vitesse et à basse altitude». Il décolle et atterrit sur des pistes sablonneuses, jonchées d'herbe ou de gravier. Cette capacité «à décoller et atterrir sur des pistes courtes et non revêtues» permet «des opérations depuis un large éventail de bases aériennes et d'aérodromes situés à proximité des zones d'incendie», d'après Airbus.

L'appareil militaire dispose toutefois d'un inconvénient. Bien qu'il soit «intéressant pour des feux en plaine», d'après le journaliste spécialisé dans l'aviation Frédéric Marsaly, il est «impossible à utiliser lorsqu'il y a du relief», regrettait-il dans une interview pour le média Jumpseat & Aerobuzz l'an passé.

Du fait même de sa conception, qui prévoit un largage par la rampe arrière, l'appareil d'Airbus ne peut larguer le liquide qu'avec le «nez haut, pour que l'écoulement par l'arrière se fasse bien», décrit le journaliste aéronautique. Contrairement aux Canadair, qui peuvent effectuer des opérations avec le nez en bas, différence notable pour les interventions dans les reliefs. L'avion militaire peut donc être «utile en renfort dans certains cas», mais «ça ne sert a rien de penser qu'un A400M

Un A400M, lors d'un vol test en Espagne, en juillet 2022. PHOTO A. MOLINOS AFP

pourrait remplacer des Canadair», développe Frédéric Marsaly. Tout en présentant des caractéristiques intéressantes, «il peut tout à fait voler à basse altitude, à des vitesses de l'ordre de 600 km/h», le défend-on du côté d'Airbus. «C'est un avion agile pour cette taille, qui offre une plage d'utilisation assez large, qui peut se poser à peu près n'importe où, mais qui ne remplace pas bien sûr les Canadair dans certaines situations», reconnaît-on.

«Formation». Ses caractéristiques lui valent aussi un certain scepticisme, son écoulement en traînée l'empêchant de procéder à des largages massifs. Là où les Canadair peuvent lâcher six tonnes en moins de deux secondes, Airbus revendique une durée de dix secondes. Cela permet de couvrir «une plus grande surface», explique l'avionneur, malgré un effet plus dispersé.

Ce dispositif, s'il ne nécessite aucune modification permanente de l'appareil, demande une formation supplémentaire pour les équipages. Car selon Frédéric Marsaly, «piloter un avion lourd à très basse altitude, en relief, et en conditions de feux est une spécialité rare. Il faut penser à la formation des pilotes, parce que ça ne s'improvise pas de voler sur feu».

Or, l'appareil est encore «en cours d'équipement, les équipages sont encore en train d'être formés», annonçait, jeudi, la porte-parole du gouvernement, Maud Bregeon. «Les moyens [...] ont été mis en place, il y a toute une phase de tests, évidemment, de contrôle eu égard à la sécurité de l'appareil et des intervenants.» Une fois l'A400M en service, les seuls coûts concerneront «la rémunération des pilotes ainsi que les coûts de carburants et de maintenance liés aux opérations anti-incendie», décrivait le rapport parlementaire de 2025. Moins qu'un Canadair donc, pour lequel il faut prévoir de débourser d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euros.

ELIOTT LERAT

4 EVENEMENT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Suite de la page 2 guère entrevoir d'accalmie. En début d'après-midi, Marc Vermeulen, directeur du service départemental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de Gironde, évoquait d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défavorables». La chaleur écrasante et les vents tournants «erratiques» ont créé un cocktail propice à un incendie convectif, ces feux qui ne sont pas guidés par le vent ou le relief, mais s'auto-alimentent grâce à la matière combustible, jusqu'à «exploser» et «partir dans tous les sens». Riverains, vacanciers, travailleurs... Au total, plus de 20 000 habitants ont été évacués selon le dernier bilan, actualisé à 20 heures jeudi. Des campings et des plages entières ont été vidés devant des touristes médusés.

Yasmine et son compagnon, Aymeric, ont quitté leur domicile en pleine nuit, vers 4 heures, jeudi. La pluie de cendre tombait, les nuages rougis par les flammes devenaient de plus en plus menaçants. Le couple tient une ferme pédagogique en lisière de forêt, sur la commune du Porge. «Les secours sont passés chez nous pour nous dire de partir au plus vite.» Dans la précipitation, ils n'ont eu le temps d'emmener qu'une partie de leurs animaux: des ânes, des lapins, des chèvres et leur chienne, Vanille. Quelques cochons, des volailles et des oies sont restés sur place. «C'est un crève-cœur de les avoir laissés seuls, mais on n'a pas eu le choix, tout s'est passé très vite. On a pu y retourner pour leur donner de l'eau mais on ne sait pas si on sera réautorisée à revenir», se désole Yasmine, les traits tirés par la fatigue. Ensemble, ils ont établi un campement de fortune dans leur van, avec leurs chèvres, qu'ils n'ont pas réussi à mettre à l'abri ailleurs. Jamais, assure le trentenaire, il n'a connu une telle sécheresse. Jusqu'à voir, cette année, la rivière qui borde leur propriété se tarir presque entièrement.

«ÇA RAPPELLE DE MAUVAIS SOUVENIRS»

Julia et Sohan, deux étudiants en droit dans la vingtaine, n'ont pas attendu l'ordre officiel d'évacuation. En fin d'après-midi, le bouche-à-oreille leur a fait comprendre qu'il fallait partir vite. «On est en vacances chez mon père. Ça rappelle de sacrés mauvais souvenirs», soupire Sohan, assis sur une chaise de pique-nique, devant la salle des fêtes du Porge. En 2022, la maison familiale, qu'il avait aidé à construire, avait déjà échappé de peu au brasier. «On a du mal à croire que ça recommence.» Le couple n'a dormi que deux heures dans sa voiture, préférant laisser la place dans la grande salle aux personnes les plus fragiles.

Sur la route de l'évacuation, ils ont également emmené une femme en fauteuil roulant, isolée chez elle et sans solution de repli. «Il y a vraiment une belle solidarité», observe Sohan. Mais tous n'ont pas accepté de partir. Comme ce voisin de 91 ans qui a refusé de quitter sa maison où il vit depuis toujours. Pour Julia, cette nuit a aussi pris un tout autre

sens: «Ça fait peur, ce qui se passe ici. C'est l'illustration de ce qui nous attend avec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si on ne fait rien.» Elle énumère les canicules, les feux, les inondations qui se multiplient. «On a passé un cap cette année. On ne peut plus revenir en arrière.» Des pulls pour la nuit, une couverture, un shampooing, une brosse à dents. «On croit toujours que ça sera simple le jour où on doit tout laisser en plan et emmener le strict nécessaire mais j'ai eu un vrai bug en quittant ma maison», rit nerveusement Aurélie, une auxiliaire de vie de 38 ans. Avec sa fille, Lola, 17 ans, elles ont dormi sur un coin d'herbe, à deux pas des lits de camp, pour ne pas imposer leur chien et leur petit chat. «C'est terrifiant, on a vraiment l'impression qu'on est en train se faire encercler par les flammes, confie-t-elle en pointant la fumée qui noircit à l'horizon. On ne sait pas du tout combien de temps on va rester ici, ni si c'est la dernière fois qu'on a vu notre chez-nous, mais au moins on est en sécurité et tout le monde s'entraide.»

VIRULENTE PROGRESSION

En début de soirée, près de 800 pompiers et 150 engins (dont un bombardier d'eau Dash, deux Canadair, deux avions plus légers Air Tractor et un hélicoptère de reconnaissance) restaient mobilisés pour tenter de contenir les flammes qui ont gagné la commune de Lège-Cap-Ferret en fin de journée. Une maison a déjà brûlé à l'heure où nous écrivons ces lignes. L'une des grandes craintes: voir le feu franchir un nouveau seuil et contraindre à l'évacuation la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où affluent des milliers de touristes, dont certains sont confinés depuis mercredi. Avec sa seule route d'accès longue de 22 kilomètres, le seul moyen pour les habitants de fuir serait de pendre la mer. «On espère qu'on n'en arrivera pas là», glissait un gradé entre deux reprises de feu. Face à l'ampleu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annoncé jeudi le déploiement de deux avions bombardiers d'eau et de deux hélicoptères venus du Portugal, de Slovénie et de République tchèque, pour renforcer les moyens engagés.

Cette virulente progression est survenue seulement quelques heures après la mort de deux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Anthony Berthome et Wilfried Schmitter, mardi, lors d'une intervention à Mérignac, dans ce même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 Les deux hommes, âgés de 34 ans, avaient été pris au piège alors qu'ils combattaient un feu de forêt dense. Une enquête a été ouverte pour incendie volontaire. Jeudi, un autre pompier a été blessé lors des opérations.

Et la menace de nouveaux feux n'est pas près de s'éloigner. Après une troisième vague de chaleur parmi les plus longues jamais enregistrées en France, le répit que connaît la Gironde est très relatif. Météo France prévoit déjà un retour des fortes chaleurs dès la fin de la semaine prochaine. ➤

Un feu de forêt près de la commune d'Almorox, au sud-ouest de Madrid, mercredi. PHOTO AFP

En Espagne, pays le plus touché d'Europe, Madrid cerné par les feux

Les brasiers, qui font rage dans le centre du pays, sont favorisés par une végétation qui a fortement poussé grâce aux pluies de l'hiver, avant de se déssecher pendant la canicule.

Les incendies forestiers n'accordent aucune trêve dans le pays européen qui en souffre le plus. Alors que le plus grand feu jamais connu en Castille-La Manche a calciné ces derniers jours 32 000 hectares et obligé à évacuer un millier d'habitants de 34 communes dans la province de Guadalajara, d'autres sinistres se sont déclarés autour de la capitale espagnole. Et donnent la sensation que Madrid est en partie encerclée par des foyers qui, selon les cas, s'amenuissent ou prennent de l'ampleur. Une demi-douzaine d'incendies font ainsi rage à l'est (la commune de

Selas, 2 800 hectares brûlés, avec six localités évacuées), à l'ouest (autour de Burgohondo, près d'Avila), et surtout au sud-ouest autour de Villa del Prado. Ce dernier, selon les forces d'intervention, se développe dans des «conditions extrêmes»: il a déjà brûlé 890 hectares dans la province de Tolede et progresse rapidement en direction de la capitale, à la faveur de vents violents. Au point que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unauté de Madrid, Isabel Díaz Ayuso, d'ordinaire peu alarmiste, a affirmé qu'il fallait se montrer «très vigilants».

On n'a pas oublié le terrible incendie d'août 2025 à Tres Cantos, au nord de Madrid, qui avait fait une victime, pénétré dans des lotissements et tué des animaux. Si on fait le décompte du nombre d'hectares brûlés depuis le début du mois, principalement en raison de l'incendie historique de Guadalajara autour du village de

La Mierla, l'Espagne est la nation européenne la plus touchée par les flammes.

«Impuissants». Au moment où des régions de l'est du pays comme Murcie ou la communauté valencienne ont aussi été placées en «alerte rouge», on ne s'est toujours pas remis du dantesque incendie de Guadalajara, toujours actif. Seuls les habitants de 5 des 34 communes concernées ont pu regagner leur pénate; les autres sont toujours hébergés dans des salles omnisports, en attendant que les pompiers permettent l'accès à leur bourgade. L'incendie n'a tué personne, mais à seulement une ce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Madrid, il a ravagé l'essentiel du parc naturel de la Sierra Norte, ses pinèdes et sa biodiversité unique. Tout en mettant en danger des espèces comme le loup et la musaraigne ibériques, animaux qui y ava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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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ntière-La-Bessée (Hautes-Alpes), mardi. PHOTO ETIENNE MAURY ITEM

un habitat stable. «Les températures atteintes avec ces incendies de sixième génération sont énormes et nous ne connaissons pas la capacité de régénération de la végétation», a averti le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u changement global à l'université madrilène Juan Carlos, Adrián Escudero. Le feu gagne du terrain, même si les autorités régionales le disent «globalement contrôlé». Un des habitants de La Mierla, réfugié dans un gymnase, témoignait: «La chaleur et les vents étaient tels qu'on avait la sensation qu'un feu pouvait se déclarer à tout moment. J'ai vu une machine agricole faire une étincelle contre une pierre et provoquer un incendie sur 500 mètres, heureusement contrôlé tout de suite. On se sent impuissants.»

A peine remise de la liesse footballistique, l'Espagne doit faire face à une multiplication d'incendies. Début juillet, l'un d'eux avait déjà frappé les esprits dans la province d'Almería, en Andalousie, tuant douze personnes, en majorité des résidents étrangers vivant dans des fermes isolées au milieu d'une garrigue sauvage, dont la croissance, comme dans tout le pays, a été favorisée par des pluies abondantes de l'hiver. C'est, selon tous les spécialistes, le principal facteur qui explique l'intensification des incendies sur tout le territoire: une végétation abondante

dans un contexte de délaissement rural. Pour autant, le président de Castille-La Manche a mis en avant «les efforts de prévention consentis qui ont limité les dégâts et ont permis de sauver une flore de grande valeur».

«Prévention».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socialiste Pedro Sánchez, en visite au cœur du territoire ravagé, a souligné la nécessité d'un «pacte d'Etat» pour faire face aux affres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On ne peut plus se limiter à éteindre des incendies; il faut aussi mettre l'accent sur la prévention. Il est de plus en plus évident que l'urgence climatique tue, et que les zones rurales touchées s'appauvrissent toujours davantage.»

Ce pacte d'Etat suppose un accord avec le principal parti d'opposition, le Parti populaire (droite). Son leader,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n'y semble pas disposé. Son discours actuel est centré sur la «corruption des socialistes» et la «priorité nationale» pour les aides sociales, politique ouvertement sénophobe que lui et son partenaire d'extrême droite, Vox, comptent mettre en place dans les régions qu'ils dirigent en coalition – ainsi qu'à l'échelle nationale, si le pouvoir venait à être entre leurs mains.

FRANÇOIS MUSSEAU Correspondant à Madrid

LES AUTRES FEUX EN FRANCE

Dans le Var, des reprises de feu avec le mistral

Les pompiers sont toujours aux prises avec les flammes dans le département. Parti mardi à la mi-journée d'un champ, l'incendie a parcouru près de 2 500 hectares en une journée avant d'être stabilisé, selon le préfet, qui a autorisé jeudi matin les 400 personnes évacuées à regagner leur domicile. Mais jeudi en fin de journée, on apprenait que sous l'effet d'un fort mistral, plusieurs reprises de feu s'étaient produites, menaçant les communes de Pontevès, Correns, Cotignac et Montfort-sur-Argens. 300 personnes ont de nouveau été évacuées à titre préventif.

En Corse, la vallée de la Restonica brûle toujours

En Haute-Corse, le feu qui a parcouru près de 600 hectares depuis une douzaine de jours dans la vallée de la Restonica, près de Corte, «n'a que très peu progressé», a indiqué jeudi matin la préfecture dans son dernier point de situation. Les pompiers restent à pied d'œuvre et, jeudi, deux hélicoptères bombardiers d'eau légers, un hélicoptère

bombardier d'eau lourd et deux avions étaient engagés.

Encore des flammes dans les Ecrins

L'incendie qui s'est déclaré il y a une semaine dans les Hautes-Alpes, dans le massif des Ecrins, n'est toujours pas éteint. La surface parcourue par les flammes est estimée entre 200 et 220 hectares, au-dessus des communes de L'Argentière-la-Bessée et de Freissinières. Aucune habitation n'est menacée par les flammes d'après la préfecture.

La sécheresse aggravée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Les forêts s'enflamment d'autant plus facilement que la végétation et les sols sont très secs depuis des mois, une sécheresse accentuée par les canicules exceptionnelles qui ont traversé le continent en juin et en juillet. Et la sécheresse est rendue plus sévère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causé principalement par la combustion continue du pétrole, du charbon et du gaz, ont conclu des climatologues du groupe 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dans une étude publiée jeudi.

ÉCITURIAL

Par PAUL QUINIO

Impasse

C'était il y a quatre ans. Mais c'était avant-hier tant les noms de La Teste-de-Buch et Landiras (Gironde) sont restés gravés dans les mémoires. Il avait fallu plus de dix jours avant de fixer ces deux incendies. En juillet de cette année-là, sur l'ensemble du département, 36 750 habitants avaient dû être évacués, 20 800 hectares de forêt avaient été ravagés. Un traumatisme. Quatre ans plus tard, le cauchemar recommence autour du bassin d'Arcachon, et jeudi, autour des communes de Porge et Lège, ce sont 20 000 personnes qui ont dû être mises à l'abri. Et plus de 3 700 hectares avaient déjà cramé. C'était il y a quatre ans et la sécheresse des sols et de la végétation était avancée comme facteur déterminant pour expliquer l'ampleur des feux de La Teste-de-Buch et Landiras. Même chose cette année, alors que trois canicules précoces et intenses se sont succédé depuis le mois de mai et qu'elles ont évidemment accentué la sécheresse de la végétation et des sols. Sécheresse – faut-il le rappeler? –, qui est une conséquence directe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anicules, sécheresses, incendies, quatre mots entre lesquels il faut tirer des traits pour se représenter l'impasse dans laquelle nous continuons de nous enfoncer. Il ne s'est évidemment et heureusement pas «rien passé» en quatre ans. Des investissements ont été faits, des aménagements forestiers ont été entrepris, des progrès ont été réalisés dans la recherche et donc l'analyse de ces incendies dévastateurs. On peut bien sûr discuter de l'ampleur des moyens déployés. Insuffisante forcément insuffisante. Mais la violence de ces incendies, la peur spécifique que ces feux provoquent chez tout un chacun, la nature des traumatismes qu'ils provoquent chez ceux qui en ont été victimes, devraient nous obliger à penser la sortie de l'impasse, à changer de logiciel, à ne pas se contenter de penser qu'en y mettant les moyens, dans quatre ans, les habitants du bassin d'Arcachon seront sereins à l'approche de l'été. Et les vacanciers toujours désireux de s'y presser. ➤

6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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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MARIA MALAGARDIS

Jérôme Kouachi le reconnaît volontiers. Ce responsable des urgences pour l'Unicef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utilise «souvent le vocabulaire des pompiers» pour évoquer la plus fulgurante flambée du virus d'Ebola à laquelle ce vétéran des crises sanitaires a été confronté dans cet immense pays.

Des mots comme «éteindre» l'épidémie, «foyers actifs», reviennent souvent dans les propos du responsable de l'Unicef, alors qu'il se bat «sept jours sur sept» pour essayer d'enrayer l'incendie qui embrasse depuis deux mois l'Ituri, une province grande comme une fois et demie la Suisse, au nord-est de la RDC. Or, cette fois, c'est une souche, pour laquelle il n'existe ni traitement ni encore de vaccin, dénommée Bundibugyo, qui sévit. Et la situation ne cesse de se dégrader.

Mercredi,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a annoncé que le cap des 1000 morts a été franchi depuis le déclenchement de l'épidémie. Deux décès avaient été enregistrés en Ouganda, pays voisin de la RDC, qui comptabilise désormais pour sa part 1033 morts en moins de trois mois. Le bilan n'a cessé de s'alourdir. Mais dès le 14 juillet, l'OMS estimait que «le vrai nombre des cas d'Ebola est au moins le double, et potentiellement quatre fois plus important que les cas officiellement déclarés».

D'INNOMBRABLES GROUPES ARMÉS

«Nous avons été confrontés à l'apparition de plusieurs foyers simultanés, ce qui nous a pris de vitesse. La progression des contaminations a été bien plus rapide que celle de la précédente épidémie en 2018-2020», rappelle Jérôme Kouachi, joint à Bunia, la capitale de l'Ituri. Epicentre de l'épidémie, l'Ituri est également confrontée à une malnutrition chronique, au paludisme. Mais aussi, régulièrement, au choléra et à la peste, qui ressurgit à chaque saison des pluies. Laquelle arrive dans trois semaines. Sans oublier l'insécurité générée par d'innombrables groupes armés. Le plus meurtrier reste ainsi l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armées, ADF, un groupe affilié à l'Etat islamique. Le 15 juillet, c'est une autre milice, la FPIC (Force patriotique et intégrationniste du Congo), qui a provoqué des échanges de tirs et la destruction du centre de traitement d'Ebola (CTE) de Nyankunde, à une soix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Bunia, faisant fuir tous les malades, désormais éparpillés dans la nature.

«Plus de 80% des nouveaux cas sont détectés en dehors des listes de contacts connus», a indiqué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OMS,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le 16 juillet. Dernière mauvaise nouvelle, le virus s'est propagé au Nord, début juillet, dans la province voisine du Haut-Uélé, et à l'Ouest, dans celle de la Tshopo, dont la capitale, Kisangani, comp-

EBOLA En RDC, «l'épidémie explose et nous sommes abandonnés»

Malgré les promesses du gouvernement congolais comme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les financements manquent toujours pour endiguer la contamination. Faute d'être payé, le personnel local s'est mis en grève,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st hors contrôle et que le virus a déjà fait plus de 1000 morts.

tait déjà trois morts le 16 juillet. «En moins de cinq semaines, le nombre de cas confirmés a triplé, [...] le nombre de morts a plus que quintuplé, soulignait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le 15 juillet. Nous continuons à courir après l'épidémie, au lieu de garder une longueur d'avance sur elle.»

Sur place, toutes les ONG internationales déplorent les mêmes difficultés pour organiser la riposte, dans un pays délabré qui manque d'infrastructures, de routes. «MSF gère 435 lits. Mais là, on atteint un point limite. On a besoin de bien plus de ressources humaines et de financements», pointe Frédéric Lai Manantsoa, coordinateur de l'organisation à Bunia.

«Où est donc passé l'argent?» rugit de son côté Djem's Losanda, qui travaille à l'hôpital général de Bunia. Quand Libération le contacte, voilà déjà plusieurs jours qu'il reste terré chez lui. Comme une majorité du personnel local de santé, il fait grève. «Quand l'épidémie a été déclarée, nous n'avons d'abord écouté que nos cœurs, pour sauver nos populations, quitte à risquer nos vies.

Une centaine de mes collègues ont été contaminés, raconte-t-il. Mais depuis deux mois, nous n'avons jamais reçu le moindre salaire! Notre gouvernement s'est pourtant engagé à investir 20 millions de dollars (176 millions d'euros, ndlr) pour la riposte. Et puis? Toujours rien! Nous avons écrit au gouverneur, il ne nous a jamais répondu.»

Si Djem's Losanda reste chez lui, c'est autant pour exprimer sa colère que faute de moyens. «Je n'ai plus d'argent pour payer le bus, et il me faut parcourir, à pied, sept kilomètres pour me rendre à l'hôpital. Je n'ai même plus de quoi payer mon loyer, nourrir ma femme et mes trois enfants, ou payer mon forfait de téléphone. L'épidémie explose et nous sommes abandonnés.»

Lundi, devant l'hôpital de Rwampara, à 450 km de Bunia, puis mercredi dans la capitale régionale, le personnel de santé a manifesté sa colère, brûlant des pneus et affrontant les forces de police. Le numéro vert mis en place pour alerter des cas suspects sonne désormais souvent dans le vide. «Ceux qui en ont la charge sont démotivés, faute

d'être payés», explique encore Djem's Losanda, qui dénonce «l'indifférence» de Kinshasa, la capitale du pays, située à 3000 km de l'Ituri. Les autorités congolaises ne sont pas les seules à avoir fait des promesses sans suite. Au dernier G7 à Evian, le 19 juin, les pays les plus riches de la planète s'étaient engagés à soutenir massivement la riposte à Ebola, multipliant les promesses d'aide financière, jusqu'à deux milliards de dollars cumulés. Pourtant, un mois plus tard, l'Unicef n'a couvert que 20% de ses besoins de financements pour contrer l'épidémie, et l'OMS a reconnu avoir reçu moins de 40% du budget prévu pour cette crise sanitaire.

UN AVEUGLEMENT LOURD DE CONSÉQUENCES

Dans son intervention du 16 juillet, le président de l'OMS a parlé d'un manque de financement de «plus de 400 millions de dollars» pour boucler un plan conjoint initial de 518 millions de dollars de l'OMS et du Centre africain de contrôle et de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CACM). «Au G7, on a multiplié les promesses. Mais ce déclaratif ne convainc plus personne. Car, en réalité, cette épidémie africaine n'est pas une priorité pour les puissances de

la planète», soupire Baptiste Filloux, responsable du pôle Campagnes et plaidoyer solidarités internationales chez Oxfam. L'ONG est présente en Ituri, à Bunia et à Mungwalu, la cité minière d'où est vraisemblablement partie l'épidémie (lire ci-contre), bien avant qu'elle ne soit officiellement déclarée, le 15 mai,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congolais.

«En un an, entre 2024 et 2026, les pays du G7 ont diminué leur contribution à l'aide humanitaire ou au développement de 48 milliards de dollars», ajoute Baptiste Filloux. Dénonçant un aveuglement lourd de conséquences: «Non seulement, sans réponse adéquate, l'épidémie va continuer à faire des ravages et se propager, mais le financement humanitaire est un facteur de paix. Sans cette aide, l'instabilité et l'insécurité vont s'accroître dans cette région du monde.»

Dans le pays voisin, l'Ouganda, également affecté par le virus, le dernier patient recensé est sorti guéri le 15 juillet. Même chose dans les zones occupées par les rebelles de l'AFC-M23, au nord et au sud du Kivu, où plus aucun cas n'a été recensé depuis la mi-juillet, selon un responsable de MSF joint par Libération à Bukavu, capitale du Sud-Ki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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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ée vers l'or et déforestation, des facteurs aggravants

En RDC, l'émergence du virus Ebola, qui sévit depuis plusieurs mois dans l'est du pays, a été facilitée par l'élimination des arbres liée à l'exploitation du métal précieux.

La dix-septième épidémie d'Ebola (lire ci-contre), officiellement déclarée le 15 mai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se propage «plus rapidement que toutes les épidémies précédentes». Cette tragédie ne doit rien au hasard. Elle est la conséquence prévisible d'un phénomène bien décrit par les scientifiques: la façon dont la destruction des forêts, l'exploitation minière et les déplacements humains favorisent le rapprochement entre les virus et leurs hôtes humains. La région de Mongbwalu, dans la province de l'Ituri, dans le nord-est de la RDC, là où l'épidémie a émergé, figurait parmi les territoires africains où le risque d'émergence d'Ebola avait fortement augmenté, selon des travaux récents de modélisation.

Ce lien a notamment été étudié par Carson Telford, chercheur américain spécialist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Il s'est ainsi intéressé, avec plusieurs collègues du Centre de contrôle et de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américain, aux conditions d'émergence des épidémies d'Ebola dans un article scientifique, publié en 2025 dans la revu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Leur analyse associe ce risque à plusieurs facteurs: déforestation, météo, mais aussi certaines activités humaines comme la chasse ou le commerce de viande d'animaux sauvages.

Marché financier, joaillerie ou secteur technologique

A partir de ces paramètres, les chercheurs ont attribué des scores de risque d'émergence du virus Ebola à différentes régions d'Afrique équatoriale. Le cas de Mongbwalu est frappant: selon les calculs datant de 2024, cette zone figurait déjà parmi les secteurs les plus préoccupants, à la fois pour son risque global d'émergence et pour la vitesse à laquelle ce risque augmentait. Mongbwalu est connue pour la richesse de son sous-sol: une dizaine de mines d'or sont

référencées autour de la ville, d'après une carte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indépendant Ipis. La déforestation fait donc rage pour permettre l'exploitation du minerai: «Il faut bien raser les arbres pour aller chercher l'or dans la terre», expose Didier Bompangue, directeur adjoint de l'Institut One Health pour l'Afrique et professeur en écologi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à l'université de Kinshasa, mais aussi «loger et nourrir» toutes les personnes attirées par cette industrie. «En RDC, l'exploitation artisanale de l'or est autorisée, ce n'est pas une

La question du réservoir naturel de ces virus, c'est-à-dire de l'espèce animale dans laquelle ils se développent, reste en partie ouverte. Plusieurs éléments pointent vers des chauves-souris.

Enterrement d'une victime d'Ebola résidant dans un orphelinat, à Bunia, dans la province d'Ituri,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le 19 juin. PHOTO JOEPIN MWISHA. AFP

activité réservée aux compagnies étatiques», rappelle-t-il.

Il existe donc une forme de ruée vers l'or dans la région pour extraire un métal qui s'échange autour de 4 000 dollars (3 500 euros) l'once et dont la production mondiale était de plus de 3 500 tonnes en 2025. Cette activité nourrit principalement le marché financier mais aussi la joaillerie (28 %) ou le secteur technologique (7 %). Résultat, en RDC, «les principales causes de la déforestation sont l'industrie du bois, l'agriculture, puis l'industrie minière, indique Didier Bompangue. Sur les vingt-cinq dernières années, le taux de déforestation estimé par les indicateurs satellitaires est de 15 %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Dans la région de Mongbwalu, les données du Global Forest Watch, géré par l'ONG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montrent une accélération nette du phénomène de déforestation au cours des quinze dernières années.

Le lien entre l'industrie aurifère et la déforestation étant établi, reste à comprendre celui entre la disparition des forêts et Ebola. Les scientifiques ne connaissent pas encore tous les mécanismes d'émergence des virus de cette famille. La question de leur réservoir naturel, c'est-à-dire de l'espèce animale dans laquelle ils se développent, reste en partie ouverte. Plusieurs éléments pointent vers des chauves-souris présentes dans la forêt et se nourrissant de fruits. Un peu comme pour les coronavirus, le passage à l'être humain peut être direct ou indirect, via une autre espèce infectée, comme les grands singes, par ailleurs chassés pour leur viande.

Davantage d'occasions de franchir la barrière des espèces

La déforestation accélère ce type de rencontres de deux manières. D'une part, de plus en plus de personnes parcourent la forêt et se retrouvent en contact avec des animaux. D'autre part, l'activité humaine (bruit, coupe des arbres, routes, campements) perturbe l'habitat des animaux, qui se déplacent. Le virus dispose alors de davantage d'occasions de franchir la barrière des espèces,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L'émergence d'une épidémie d'Ebola dans cette région du nord-est de la RDC est donc loin d'être une surprise. Malheureusement, le système de surveillance sanitaire n'a pas pu détecter les premiers cas suffisamment tôt pour éviter la flambée épidémique. Didier Bompangue apporte quelques éléments d'explications. «Dans cette région, la violence tue plus qu'Ebola, martèle-t-il. Les habitants peuvent être étonnés de l'hystérie internationale autour de la maladie alors qu'ils meurent beaucoup plus pour d'autres raisons.»

La lutte contre l'épidémie n'est donc pas forcément une priorité locale face aux conditions de vie globales. L'OMS ne peut que constater l'ampleur de la tâche. Selon elle, «plus de 80 % des nouveaux cas sont détectés en dehors des listes de contacts connus». Signe d'une réponse sanitaire qui manque encore sa cible.

OLIVIER MONOD

8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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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VICTOR BOITEAU et JEAN-BAPTISTE DAOULAS

Une semaine, deux visages. Il y a le Sébastien Lecornu aux chaussures bien lustrées par Paris Match, volontiers gaullien, inquiet de la «vulnérabilité» d'une France surendettée. Le «moine-soldat» autoproclamé qui se veut «utile pour les Français» dans un tweet listant jeudi la liste des sept lois votées définitivement au Parlement au cours des deux premiers jours de la semaine. Un Premier ministre sans majorité qui répète à ses maigres troupes parlementaires qu'il faut «faire moins de micros et bosser». Modeste, efficace, pas ramenant. Si seulement le même Lecornu n'avait pas atteint des sommets de duplicité en laissant le Parlement voter la réintroduction sous conditions de plusieurs pesticides, dont l'acétamipride, lors de l'examen d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Car c'est un profil nettement moins flatteur qu'il a révélé à cette occasion, assurant en public que «ce n'est pas le

gouvernement qui a donné un avis favorable» à sa réintroduction, alors qu'il a tout fait lundi pour empêcher les députés de retoquer le retour du néonicotinoïde. Drôle de visage, à la limite de la menace, quand s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ulcérée par tant de cynisme, met sa démission dans la balance lundi après-midi: «Mais, tu sais Monique, si tu te casses maintenant, comme tu dis, tu sais ce que les gens vont retenir de toi? Ils vont retenir de toi ce que tu as dit sur la climatisation», s'est vu répondre Monique Barbut, avant qu'Emmanuel Macron ne finisse par la convaincre mercredi en extremis de rester à bord. «Ça, tu vois, ça intéresse des gens comme toi, lui a rétorqué la ministre. Moi, si je me casse, pendant dix jours, je ne regarde pas la télé, je ne regarde pas un journal, ça sera terminé, tout le monde m'aura oubliée. C'est tout ce que je demande. On n'a pas les mêmes valeurs.» La ministre soupçonnera Matignon d'avoir inspiré au Parisien mardi matin un article, où elle est décrite par un ministre comme «au bout du rouleau psychologiquement». «On est en

train de découvrir une personnalité pas très sympathique», grince une ex-ministre macroniste.

LA MACHINE TOURNE Voilà bientôt dix mois que Sébastien Lecornu, 40 ans, promène à Matignon ce mélange de sobriété et de rouerie. Sans majorité absolue, le Premier ministre «le plus faible de la Vᵉ République», de son propre aveu, se maintient à coups de reninents bien pesés. Après la chute de son premier gouvernement en octobre, il jure au 20 heures de France 2 que sa mission est «terminée», alors qu'il s'active en coulisse pour rester. Il achète un sursis auprès du PS au moment du budget en renonçant au 49.3 à l'automne pour mieux le dégainer en janvier, avec «regret et amertume». Pas glorieux, mais ça marche. Il y a des échecs dans une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gmentée, comme l'idée de plaider-coupable criminel de son ami le garde des Sceaux, Gérald Darmanin, retirée en rase campagne en juin, mais la machine tourne. Outre la contestée loi d'urgence agricole, le Parlement a validé l'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pour les moins de 15 ans et

la loi Ripos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portant diverses mesures d'ordre public telles que la lutte contre l'inhalation de protoxyde d'azote ou les rodéos urbains. Accueilli avec entrain après le dilettantisme à la sauce Bayrou, Lecornu a fini par défriser ses propres troupes à force de coups de billards à douze bandes. Avant les finasseries de Matignon sur les néonicotinoïdes, le coup de la saisine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sur le projet de loi créant une aide à mourir, avant même le vote à l'Assemblée, mercredi 15 juillet, a fait bouillir les députés de son camp, jusqu'à la présidente du Palais-Bourbon, Vaël Braun-Pivet. Mardi, les réunions de groupe hebdomadaires ont logiquement tourné au grand déballage. «Il y a deux façons de détruire le centre, a pesté devant ses collègues Elisabeth Borne. Revenir sur le bilan ou inscrire des textes qui le divisent. Et là, le gouvernement, c'est les deux.» Même nervosité au Modem: le patron du groupe, Marc Fesneau, compte bien remettre les pendules à l'heure à la rentrée. «Le Parlement n'est pas un paillas-

son», râle un de ses proches. Chez Renaissance, Gabriel Attal se plaint, lui, de n'avoir eu ni de son ni d'image en provenance de Matignon. Quant aux soutiens encore fidèles du chef de l'Etat, ils accusent son Premier ministre de découdre sans grande gêne le bilan de ses deux quinquennats. «Il fait cavalier seul et n'en a rien à faire du Président», déplore une députée. «Lecornu a joué perso à mort», enfonce un conseiller centriste. Une députée Renaissance résume l'état d'esprit ambiant: Lecornu, «c'est la familiarité inversée: doux avec ses oppositions, et rude avec les siens».

LES LR «BIEN TRAITÉS» Viré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en 2017 pour avoir convolé avec la macronie, Lecornu a rebranché les fils avec sa famille d'origine. «Si on avait un doute sur le fait qu'il était LR, il ne faut plus l'avoir, ironise une députée Renaissance. Le gouvernement a été hacké par les LR!» Le patron du groupe à l'Assemblée, Laurent Wauquiez, a affiché sa complicité avec lui lors d'un déplacement le 1er mai pour louer le travail des boulangers ce jour-là. Les

Sébastien Lecornu

Un Premier ministre au don de duplicité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ncien LR installé depuis près de dix mois, cultive un mélange de sobriété et de rouerie, et finit par se mettre à dos nombre de députés macronistes, ainsi qu'une partie de ses ministres.

Sébastien Lecornu,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9 juin. PHOTO DENIS ALLARD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six ministres LR suspendus par Bruno Retailleau à cause de leur présence au gouvernement ne trouvent, eux, rien à redire de la ges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On est bien traités, bien servis», rapporte le conseiller de l'un d'entre eux. L'ambiance est un poil plus glaciale avec les autres ministres. Ils sont nombreux à s'agacer des postures d'autorité du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13 juin, Matignon fait fuiter dans la presse une lettre les recadrant sèchement sur leurs demandes «irréalistes» de nouvelles dépenses à l'approche du budget. «Taper sur son gouvernement par courrier aux Echos pour se faire mousser par contraste ne sert évidemment pas le collectif», tique l'une d'entre eux. Quatre jours plus tard, Lecornu ordonne à ses ministres de procéder à des dépistages inopinés de leurs collaborateurs, histoire de déceler une éventuelle consommation de drogue. A la fin du même mois, alors que le pays étouffe sous la canicule, Matignon laisse planer l'idée d'un été sans vacances pour le gouvernement. «Jamais un ministre ne part en vacances en coupant son téléphone, s'agace une conseillère

«[Sébastien Lecornu], c'est la familiarité inversée : doux avec ses oppositions, et rude avec les siens.»

Une députée Renaissance

de l'exécutif. Il a compris que la démagogie, ça fonctionne auprès de l'opinion. «Je n'ai pas l'impression que les Français souhaitent des ministres entourés de conseillers sous substance et trop longtemps en vacances dans le contexte», le défend de son côté un proche. S'il échauffe ministres et députés, Lecornu reste soutenu en bloc à l'Elysée. Après l'instabilité chronique post-dissolution, le Normand a l'avantage d'apporter un peu d'air au chef de l'Etat. Les appels à la démission du Président se sont dissipés à mesure qu'il empilait les mois

passés à Matignon. Sans compter qu'il laisse volontiers son supérieur revendiquer ses propres victoires politiques (croisade contre les réseaux sociaux, aide à mourir, premières cohortes du service militaire volontaire annoncé en novembre 2025). Et même jouer les présidents thaumaturges pendant les incendies à Fontainebleau. Paratonnerre loyal et discret. «Quel est son objectif? Tenir et passer Noël. Quel est l'écueil? Le budget», résume un conseiller. Lecornu ne joue pas la comédie quand il s'inquiète en public du niveau d'endettement de la France et de la difficulté de faire passer le budget 2027 à l'Assemblée. «Tout est tellement dépendant de la course présidentielle qu'il n'est pas sûr qu'il n'y aura pas de turbulence ou de censure à l'automne», relate un de ses interlocuteur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Lecornu affronte ce qu'un ministre de Bercy qualifie de «permacrise» – hantavirus, dermatose nodulaire, inflation sur les carburants, canicule – avec l'obsession de dépenser le moins possible. Tout pour ne pas répéter le dérapage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lors du pic d'inflation

de 2022. Moins théâtral que Bayrou, il tente à sa façon de vendre des efforts aux Français. Il a été sur le «virus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aux rencontres économiques d'Aix-en-Provence, le 2 juillet, tout en se mettant dans la poche des économistes, comme le prix Nobel Philippe Aghion, dont il se dit prêt à reprendre l'idée d'un fléchage des grands héritages vers l'investissement. «Les candidats qui cherchaient à empêcher tout budget à l'automne prendraient la responsabilité de condamner leur propre première année de quinquennat», dramatise Lecornu dans Paris Match. Il en faudra plus pour amadouer le PS, qui n'a aucun intérêt à aider Lecornu à faire passer des économies drastiques dans le prochain budget.

«FAIRE LA PEAU D'ATTAL»

Si les cimes budgétaires sont encore à franchir, Lecornu a pris soin de soigner son image ces derniers mois. Toujours son air de ne pas y toucher, son gouvernement gérant le pays pendant que les prétendants s'agitent pour 2027. Théorisée, sa discrétion est toute relative – et calculée. S'il rechigne à se coltiner des interviews ou des déplacements accompagnés d'une nuée de caméras, il abreuve de off des journalistes reçus par pelletées à Matignon. Au Parlement, il prend le temps de répondre aux oppositions lors des séances de questions au gouvernement. Il joue aussi à fond la pédagogi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à coups de longs tweets explicatifs. Comme si celui qui avait monté sa petite boîte en relations publiques il y a une quinzaine d'années avait intériorisé la lassitude des Français pour la communication à outrance. Et ça marche plutôt bien : l'ancien maire de Vernon affiche une belle cote de popularité (47%, en hausse d'un point par rapport au mois de juin), quatrième, derrière Michel-Edouard Leclerc, François Hollande et Edouard Philippe, dans le dernier baromètre Paris Match. Une source d'inquiétude pour ses rivaux ? Bien placé pour savoir qu'à peine le pied posé sur le perron de Matignon, on regarde «l'étage du dessus», Gabriel Attal garde un œil sur lui. Si les «circonstances» le permettent, le candidat Renaissance à la présidentielle est sûr que le Normand jouera sa carte. D'ailleurs, n'était-ce pas pour le flécher avec les agriculteurs et le piéger que Matignon a tenté de le pousser à signer un amendement supprimant la réintroduction de l'acétamipride lundi soir, en décidant subitement que seuls ceux déposés par un président de groupe de la coalition seraient examinés ? «Manifestement, il veut faire la peau à Attal», interprète un ex-ministre. Même si le chiffre «27» n'évoque à Lecornu que son département de l'Eure, son entourage, très politique, reste à l'affût, au cas où, toujours prêt à éliminer un concurrent. Reste un minuscule écueil. «Le jour où tu enlèves ton déguisement et que tu dis que tu veux l'Elysée comme les autres, tu perds de ton charme auprès des Français», juge un ancien conseiller du Palais. Le double jeu a ses limi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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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MAGE

Paris (75)

Sophie 3 février 1970 24 juillet 2005

Le passé reste présent, il est plus pauvre sans toi.

Familles SOUMARÉ, GALAVIELLE, LEGALL, Pour tous les pro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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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AGENTS DE L'ÉNERGIE

«Le tarif préférentiel est le dernier totem qui restait à attaquer dans notre statut»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souhaite revenir sur l'avantage en nature sur la facture de l'électricité et du gaz pour les agents du secteur (EDF, Engie, GRDF...), l'intersyndicale a appelé à la grève le 15 septembre. Les explications de Fabrice Coudour, de la CGT Énergie.

Recueilli par DAMIEN DOLE

C'est une annonce, en sortie de canicule, qui a réchauffé le climat social français. Dans le sillage d'un rapport de la Cour des comptes publié le 17 juillet, le gouvernement a fait savoir qu'il songe à rognier le tarif agent des travailleurs et retraités de l'énergie, instauré en 1946. Ce droit social, qui s'applique sans limitation de consommation, permet aux agents de payer, selon les magistrats de la rue Cambon, 2,2 % du prix moyen de l'électricité payé par les autres consommateurs et 1,8 % pour le gaz. Un avantage en nature qui entraîne pour EDF une perte moyenne annuelle de 381 millions d'euros par an entre 2018 et 2024, à mettre en regard des 10 milliards d'euros de bénéfices annuels moyens d'EDF sur les trois dernières années.

L'intersyndicale au complet (CGT, CFE-CGC, CFDT et FO) a annoncé une grève le 15 septembre face à cette «nouvelle attaque contre le contrat social» du secteur. Fabrice Coudour,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Fédération des mines et l'énergie CGT, aux avant-postes de la lutte contr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en 2023, explique les raisons de ce mouvement qui veut préserver le statut des 141 000 énergétiques (EDF, Enedis, Engie, GRDF...) et plus de 160 000 retraités du secteur.

Que répondez-vous au gouvernement qui veut rognier le tarif agent?

Nous avons un avantage, on le reconnaît, mais c'est un droit, qui fait partie de notre statut. Aucun consommateur ne remet en cause le contrat de travail de ceux qui créent les produits finis qu'il consomme. Je ne viens pas discuter des avantages sociaux ou fiscaux qu'auraient des commerciaux, des artisans ou des journalistes quand j'achète leurs produits. Clairement, le tarif agent, c'est un to-

tem social. Et c'est le dernier qui restait à attaquer dans notre statut.

Etes-vous d'accord avec les calculs de la Cour?

La Cour fait son calcul par rapport aux prix du marché, un système économique que nous dénonçons car ces prix sont trop élevés par rapport aux coûts de production réels.

Ensuite, il faut les bonnes échelles de valeur. Le tarif agent pèse en moyenne 1 % sur les factures des usagers. Cela peut paraître beaucoup, mais c'est moins de 20 euros par an sur une facture moyenne en France de 2 000 euros pour un foyer qui consomme tout en électrique.

Le gouvernement va invoquer la question du pouvoir d'achat...

Sauf que d'autres choses coûtent bien plus sur les factures. La TVA est par exemple passée de 5,5 % à 20 % sur l'abonnement en 2025. L'écart de 14,5 % est un «abus de TVA» qui

représente 300 euros de trop par an sur la facture moyenne. Par ailleurs, quand on met bout à bout ce que «coûtent» les agents (retraite, activités sociales, tarif agent et masse salariale), on estime à la FNME-CGT que cela oscille entre 18 % et 20 % du produit final sur la facture d'électricité des Français, et côté gaz un peu moins. Selon l'Insee, pour tous les produits finis en France, le poids de la masse salariale sur le coût final des produits est de 47 % (étude datant de 2019, ndlr). Rien ne dit par ailleurs que si l'un de nos avantages est restreint, les factures baisseront pour autant. Pendant que les citoyens regardent les agents EDF pointés du doigt par l'Etat, ils ne regardent pas les taxes et les hausses que le gouvernement leur colle sur la facture.

Dans quel climat intervient cette nouvelle remise en cause sociale?

L'attaque contre le tarif agent, c'est la goutte d'eau qui fait déborder le vase car elle survient après bien d'autres: notre régime spécial de retraite en 2023, avec les néo-statutaires qui n'ont plus les mêmes droits que les autres; notre caisse de retraite, pourtant excédentaire – on demande d'ailleurs la baisse de la taxe qui l'abonde, ce qui pourrait faire diminuer les factures; nos activités sociales; notre grille salariale; et enfin contre le maintien de salaire lors de congés parentaux et de maternité ainsi que pour les arrêts de travail. Contrairement à la promesse d'Elisabeth Borne faite en 2023, le minimum de notre grille salariale commence par ailleurs toujours en dessous du Smic.

L'intersyndicale a immédiatement parlé d'une seule voix, malgré vos différentes approches du mouvement social?

Il y a eu très peu de discussions et l'intersyndicale est offensive sur le sujet. Je pense qu'on va essayer de nous appeler à négocier, mais ce n'est pas négociable. Cela fait partie du contrat social. Ils vont sûrement nous proposer une clause du grand-père (un maintien du statut pour les salariés actuels mais des nouveaux arrivants qui en seraient privés) et c'est hors de question. Dans ce pays, il y en a marre d'aller toujours vers la régression sociale, alors que de l'argent il y en a, on le voit dans les résultats financiers et les dividendes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notamment EDF. Il y a plein de défis dans le secteur énergétique, et si on veut qu'il y ait une attractivité dans les emplois, il ne faut pas lésiner sur le contrat social.

La Cour des comptes cite les grèves victorieuses de 2022 qui ont donné lieu à de fortes augmentations. L'Etat cherche-t-il à affaiblir l'une des branches les plus dynamiques du mouvement social?

C'est une attaque ciblée contre une corporation qui se mobilise, notamment lors d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On a eu plus de 400 plaintes, des dizaines de militants traduits devant les tribunaux ou en conseil de discipline. Lors des canicules, du grand froid ou des tempêtes, les mêmes qui disent: «Ils font bien leur boulot et tiennent le pays» balancent ensuite: «Regardez ces vilains nantis et privilégiés». Il y en a marre de la stratégie de la division pour opposer usagers et travailleurs. ➤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A la SNCF, des conditions sociales à deux vitesses

Salaires, retraite, lien à l'entreprise... Depuis la fin, en 2020, de l'embauche des personnels en tant que cheminots, la cohabitation des deux statuts se ressent au sein du groupe ferroviaire.

Un acquis social n'est jamais sûr de l'être ad vitam aeternam, quand bien même il serait vieux de quatre-vingts ans. En témoigne la remise en cause par le gouvernement du tarif agent des salariés d'EDF et de GDF. L'élan pour préserver leur statut rappelle un autre recul social qui a donné lieu à une lutte emblématique. Il y a six ans, à la suite de l'application de la réforme 2018, la SNCF cessait d'embaucher ses nouvelles recrues au statut de cheminot, déclenchant des semaines de grève.

Privilège pour certains, conquête sociale pour d'autres, ce statut modifié plusieurs fois conférait à ceux embauchés avant leurs 30 ans plusieurs bénéfices : la certitude d'être à l'abri d'un licenciement économique, la possibilité de partir plus tôt à la retraite (55 ans pour les sédentaires et 50 ans pour les conducteurs jusqu'en 2016) ou encore la gratuité des billets de train. « Comme pour les miniers ou les salariés dans l'énergie, l'Etat a dû agir car il fallait rendre le métier attractif, l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étaient pénibles », explique Julien Troccaz, cheminot embauché au statut en 2002, et secrétaire fédéral SUD rail.

« Jalousies ». A deux pas de la gare de Bercy, dans l'appartement que la SNCF l'a aidé à louer il y a près de quarante ans, Mohamed, 76 ans, se souvient avoir été approché au Maroc. « Ils cherchaient des hommes en forme », raconte l'ancien agent

d'exécution, bien plus frêle qu'à l'époque. Le travail était difficile. Il fallait se lever aux aurores pour assembler les trains. Pour autant, n'étant pas des ressortissants Européens, ces travailleurs n'ont jamais bénéficié du statut de cheminot censé aider à faire passer la pilule du rythme effréné. « Tout le monde voulait ce statut », se souvient Mohamed. Parce qu'à l'époque, être cheminot « c'était la stabilité. On savait qu'on pouvait faire notre carrière à la SNCF, évoluer sur plus d'une centaine de postes », décrit Julien Troccaz. Et d'ajouter, pour illustrer son propos : « Quand tu allais voir le banquier c'était facile pour obtenir un prêt. » Depuis l'arrêt des recrutements à ce statut, selon les syndicats, la stabilité a laissé place à l'incertitude pour bon nombre de salariés. « 2020 a aussi été l'année de l'ouverture à la concurrence et à des réorganisations permanentes », déplore Thomas

Cavel,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FDT cheminots. Le 19 mai, un rapport du Sénat dressait justement un bilan « incertain » s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à la suite de cette mise en concurrence. Selon les rapporteurs, la fin du monopole aurait permis une baisse des coûts d'exploitation du TER, mais engendrerait aussi des « bouleversements non anticipés et des désorganisations ». Résultat, dès 2018, une vague de démissions a déferlé sur le groupe. En 2019 par exemple, les départs ont augmenté de 40 % par rapport à l'année précédente, quand en 2020, la SNCF voyait partir 1 168 personnes. « Basculer d'une entreprise du service public à une confrontation à la concurrence, ça peut être perturbateur. Mais la meilleure réponse, c'est qu'on est une entreprise en croissance », se félicite en revanche la direction du groupe ferroviaire qui conserve un chiffre d'affaires quasi stable de 43 milliards d'euros en 2025. Mathématiquement, avec l'arrêt de l'embauche au statut, le nombre de personnes en CDI classique (c'est-à-dire les contractuels, aujourd'hui 30 % des 150 000 salariés en France) devrait coller au niveau du nombre de statutaires d'ici 2030. Comme ces deux contrats cohabitent, « on fait en sorte

d'avoir les mêmes droits au sein de l'entreprise. La seule chose que l'on n'a pas pu bouger, ce sont les modalités d'accès à la retraite, car c'est la loi qui l'impose », précise la SNCF. Un sujet qui, selon plusieurs salariés, « suscite parfois des jalousies dans les équipes ».

Si la société a aujourd'hui réussi à contrer la baisse d'effectifs, c'est aussi, selon elle, parce que les rémunérations moyennes des cheminots ont progressé de 16,4 % en cumul sur les trois dernières années (2023 à 2025), contre une inflation totale de 8,1 %. « On ne peut plus dire : venez chez nous parce qu'il y a le statut, vous aurez un départ à la retraite le plus tôt. Donc nous devons recruter au prix du marché », admet la direction.

« Symétrie ». Mais la politique salariale ne suffit pas toujours pour fidéliser les nouveaux cheminots toute une carrière. Chez SUD rail, qui boucle cet été son bilan social, on observe désormais une tendance au turnover, « et plus de départs par démissions, car la reconnaissance ne réside pas que dans la rémunération », complète Thomas Cavel de la CFDT. « Mais le changemen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que les contrats sont négociés individuellement. Avant, nos grilles étaient les mêmes, c'était transparent. Désormais, il y a moins de contrôle social collectif », argue Julien Troccaz (de SUD rail). « On fait en sorte d'avoir une symétrie totale des augmentations entre ceux qui sont encore sur la grille et ceux en contrat CDI, se défend la SNCF. Certes, il peut y avoir une impression d'opacité, mais la possibilité d'interpeller la direction sur la transparence des rémunérations reste la même. »

Cette fracture a quand même abîmé l'esprit collectif des cheminots. Léo (prénom modifié), 28 ans, conduit des trains depuis deux mois, et il entend souvent les « anciens » en parler : « On me dit qu'avant c'était comme une famille, tout le monde se connaissait... » Quand les conducteurs dormaient loin de chez eux – comme Léo doit le faire une à deux fois par semaine –, « il y avait des repas communs improvisés. Ça n'arrive plus », constate le titulaire d'un master en 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 qui s'est tourné vers la SNCF après avoir échoué à trouver un travail dans son domaine.

Avec un salaire mensuel qui oscille entre 2 500 et 3 000 euros net par mois, Léo, qui n'a pas d'enfants, trouve son compte dans ce nouveau job qu'il aime. Mais avec des horaires aléatoires où il peut commencer une journée à 5 heures du matin après avoir raccroché à 22 heures, il n'est pas certain d'y travailler toute sa vie. « Le travail n'est pas commun. Je comprends que la question du statut soit omniprésente et la colère contre le fait que les acquis sociaux se font squeezer. » Reste à savoir si le ministre du Travail, Jean-Pierre Farandou, ex-patron de la SNCF nommé à l'automne pour son expérience du dialogue, saura apaiser celle des agents de l'Énergie à la rentrée.

MARGO MAGNY

12 EXPRESSO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Libé.fr Le pouvoir taliban face à des prémices de révoltes en Afghanistan Un nouveau groupe d'opposition s'est emparé durant quelques heures d'un district du Badakhchan, dans le nord-est du pays mi-juillet. Et dans la même province, un commandant taliban a combattu des forces loyales au pouvoir central pour s'assurer le contrôle de mines d'or.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PHOTO GETTY

Patrick Pouyanné, le patron de Total, lundi à l'Élysée. PHOTO RAPHAEL LAFARGUE, ABACA

Avec la crise au Moyen-Orient, les profits de TotalEnergies flambent

La firme pétrolière a dopé ses bénéfices de 72% au premier semestre. De quoi relancer le débat sur la taxation des superprofits des grands groupes.

Par ISMÉRIE VERGNE

Grand seigneur, TotalEnergies annonçait mercredi le retour du tarif plafonné à 1,99 euro le litre dans ses stations-service en France, «compte tenu de la reprise du conflit au Moyen-Orient» qui entraîne une remontée des prix des carburants, tous repassés dernièrement au-dessus de la

barre symbolique des 2 euros le litre. Au même moment, le PDG du groupe, Patrick Pouyanné, entendait choyer ses actionnaires avec la distribution d'un deuxième acompte sur dividende au titre de l'exercice 2026 en progression de 5,9% par rapport à 2025. Car les résultats trimestriels colossaux, publiés jeudi ont de quoi leur mettre des dollars dans les yeux. Le géant de l'énergie engrange ainsi 11,2 milliards de dollars (9,8 milliards d'euros) de bénéfices pour le seul premier semestre, soit une hausse spectaculaire de 72% en un an, propulsé par un deuxième trimestre à 5,4 milliards de dollars (4,7 milliards d'euros) de bénéfices.

Rebelote pour la major pétrolière qui a réalisé sur les trois premiers mois de l'année 2026 un résultat net à 5,4 milliards de dollars (soit +51%). «Ni merci ni bravo». En toile de fond, la paralysie du détroit d'Ormuz au Moyen-Orient et le blocage des livraisons d'or noir à partir de la fin février qui ont fait bondir le baril de Brent de la mer du Nord à 120 dollars à la fin du mois d'avril, et sur lesquels le géant pétrolier a su capitaliser. «Dans un environnement de prix élevé en lien avec le conflit au Moyen-Orient, TotalEnergies tire parti de son modèle intégré et de sa diversification», a justifié Patrick Pouyanné.

Si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a ralenti la production de TotalEnergies dans le golfe arabo-persique, notamment au Qatar, en Irak ou aux Emirats arabes unis, avec des pertes de l'ordre de 210 000 barils par jour, ses activités «d'exploration-production» (+31% au premier semestre) ont néanmoins été largement bénéficiaires. Et sa véritable poule aux œufs d'or se révèle être sa branche de trading ainsi que le raffinage, porté par la hausse des prix des produits raffinés, tels que l'essence, le diesel et le kérosène pour l'aviation. Une activité que le groupe présente pourtant en permanence comme «structurellement déficitaire» en France. Au premier semestre 2026, ses résultats ont été multipliés par 5 pour l'activité raf-

finage, à 3,4 milliards de dollars, par rapport à la même période l'an passé. Interrogé sur France Info jeudi matin,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Roland Lescure, a déclaré ne dire «ni merci ni «Les canicules successives [sont] causée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ont l'industrie du pétrole et du gaz est responsable.» Un collectif d'ONG

bravo» à TotalEnergies tout en soulignant le fait qu'il y avait un avantage pour la France à compter une grande compagnie pétrolière car cela prémunit le pays contre des problèmes d'approvisionnement. Il a par ailleurs annoncé qu'il réunirait «lundi les distributeurs» afin d'aborder la question des marges réalisées par ces derniers sur les ventes de carburants. La porte-parole du gouvernement et ministre déléguée à l'Énergie, Maud Bregeon, a dans la foulée annoncé que le dispositif d'aide d'un montant de 100 euros pour les gros rouleurs, instauré au printemps, était prolongé «jusqu'à fin août» afin de «laisser le temps à d'éventuels Français éligibles de faire cette demande». «Il y a déjà plus d'un million de personnes qui ont eu accès, qui ont eu leur chèque, donc ça fonctionne bien», a estimé Roland Lescure toujours sur France Info. A ce stade, 1,2 million de personnes ont déjà fait la demande d'aide et près de 970 000 l'ont reçue selon le cabinet du ministre.

«Indécence». Quant à un retour du débat sur les superprofits à la lumière de cette pluie de dollars? Un collectif d'ONG dont Greenpeace France, Notre Affaire à Tous et Réseau action climat a rappelé jeudi dans un communiqué «l'urgence de taxer les profits des multinationales du pétrole et du gaz pour financer l'action climatique» pointant «l'indécence» de ces profits au regard «des canicules successives, causée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ont l'industrie du pétrole et du gaz est largement responsable». De son côté, le ministre n'a pas totalement fermé la porte, déclarant que la question de la taxation des profits du groupe pourrait faire l'objet d'un débat lors de l'examen du budget à l'automne, mais qu'il n'y a pas «d'argent magique». Et de tacier le RN qui avait déposé un amendement visant à rapporter «36 milliards d'euros» en taxant les profits de TotalEnergies à l'étranger. «Il n'y a pas d'argent magique», a-t-il répété, avant de rappeler que le gouvernement n'a pas la possibilité de taxer des profits réalisés à l'étranger.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Libé.fr

La direction de LFI agacée par la polémique Barbara Butch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à l'Assemblée, Mathilde Panot, a admis que le tract réalisé contre la DJ, qui a annoncé jeudi qu'elle allait porter plainte notamment contre LFI, était «mauvais». Allan Brunon, le chef de la section locale à Grenoble, où la DJ avait dû interrompre sa performance samedi, semble avoir irrité en interne. PHOTO REUTERS

Attaques en mer Rouge Le baril atteint à nouveau les 100 dollars

L'aggravation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et la revendication par les rebelles pro-iraniens houthis du Yémen d'attaques visant des pétroliers saoudiens en mer Rouge font flamber les cours du pétrole. Vers 15h05 à Paris, le prix du baril de pétrole Brent de la mer du Nord, pour livraison en septembre, grimpait de 6,05% à 99,76 dollars, après avoir touché les 100 dollars. Ce seuil n'avait plus été atteint depuis mai. Malgré la reprise des bombardements début juillet et la nouvelle fermeture du détroit d'Ormuz,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a maintenu ses taux directeurs jeudi, après une hausse en juin, temporisant face à «l'incertitude» due aux hostilités, qui nourrissent la crainte d'une aggravation du choc énergétique dans la zone euro.

Meurtre à Crépol La circonstance aggravante de racisme retenue

La circonstance aggravante de racisme a été retenue contre l'ensemble des mis en examen pour le meurtre de Thomas Perotto à Crépol (Drôme) en novembre 2023, a appris l'AFP de source proche du dossier jeudi. Les juges d'instruction ont requalifié les chefs d'accusation sur la base d'une dizaine de témoignages, qui rapportaient des propos hostiles aux personnes blanches à la fin du bal du village, notamment «on est là pour planter des Blancs», a précisé cette source, qui confirmait une information d'Europe 1. Alors que leur enquête touche à sa fin, les magistrats ont pris cette décision après avoir reçu des observations de certaines parties civiles, qui regrettaient que ces récits n'aient pas été pris en compte.

2027 Un nouveau candidat «contracte»

Chaque présidentielle charrie son lot de petites candidatures incongrues. Celle de 2027 vient d'enregistrer la surprenante proposition de devenir non pas «précédent» mais «régent» du pays de la part de Pierre Legrand. Un homme connu depuis deux ans à cause d'une vidéo de lui refusant un contrôle de gendarmerie en affirmant à maintes reprises qu'il «ne contracte pas». Lire notre article sur Libé.fr

Médaille Fields La colouréate Hong Wang met la France à l'honneur

La chercheuse chinoise, qui figure parmi les quatre distingués cette année, a étudié dans l'Hexagone et travaille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Elle est la troisième femme à recevoir la plus haute récompense en mathématiques. Diplômée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 et de l'Université Paris-Saclay, Hong Wang, 35 ans, a été «profondément marquée» par ses années d'études en France, et a saisi l'opportunité de revenir sur les terres scientifiques de Saclay en 2025. Ses travaux portent sur l'analyse harmonique, qui, selon la lauréate, «étudie comment les ondes s'additionnent». Un autre Chinois, un Américain et un Canadien ont également reçu jeudi la médaille Fields.

OLIVIER MONOD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Baisse des naissances : quels sont les territoires qui résistent le plus ?

La fécondité est en berne, on le sait. Un rapport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publié en janvier indiquait q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a fin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français comptabilisait plus de décès que de naissances. Mais cette baisse est-elle uniforme ? Dans une publication jeudi, l'Insee décortique l'évolution des naissances au microscope, territoire par territoire. Les analyses sont tirées de la période 2010-2022, à partir des dernières données du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disponibles.

Contrastes. 118 000, c'est le nombre de naissances en moins chaque année entre 2010 et 2022 en France (hors Mayotte), soit une baisse de 14 %. Sur cette même période, l'indicateur conjoncturel de fécondité a également diminué dans tous les départements. Il passe de 2,03 enfants par femme en 2010 à 1,55 en 2025, son niveau le plus bas depuis 1918. Entre 2022 et 2025, la chute des naissances connaît une nette accélération, avec un déclin de 11 % en trois ans. Ce

recul s'étend également à des départements qui n'étaient auparavant pas concernés, comme la Guyane ou la Haute-Savoie. «On assiste à une baisse des naissances généralisée, qui touche l'ensemble des départements, mais pas de manière uniforme», constate Samuel Balmand, chef de la division Conduite de l'action régionale à l'Insee. L'ampleur de cette baisse varie fortement selon les territoires. Entre 2010 et 2022, elle est de 31 % en Meuse, contre une augmentation des naissances de 0,5 % en Haute-Savoie, liée à l'attractivité du territoire due à sa proximité avec la Suisse.

Le nombre de naissances peut évoluer selon trois facteurs : le taux de fécondité, les mobilités, et la structure démographique des femmes en âge d'avoir des enfants, c'est-à-dire leur répartition selon leur âge. «L'explication principale de non-uniformité et de contrastes entre les territoires, ce sont les mobilités résidentielles», analyse Samuel Balmand. Par exemple, la Martinique et la Guadeloupe connaissent une chute marquée des naissances car ces territoires voient de nombreux jeunes adultes partir

vers l'Hexagone, en plus de connaître un vieillissement des femmes en âge d'avoir des enfants. Alors qu'au contraire, parmi les départements et régions d'outre-mer, la Guyane et Mayotte se distinguent par une croissance appuyée des naissances (respectivement 27 % et 47 % entre 2014 et 2022).

Attractivité. Mais les causes peuvent être cumulatives. Dans près de quatre départements sur dix de la moitié nord et du centre de la France, la diminution de la natalité est due à la combinaison de trois facteurs défavorables : recul de la fécondité, vieill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éminine et déficit migratoire – les départs de femmes en âge d'avoir des enfants ne sont pas compensés par de nouvelles arrivées. Dans ces territoires, les naissances ont souvent diminué d'environ 25 % entre 2010 et 2022 et figurent parmi les baisses les plus drastiques du pays. Par exemple, pour le département de l'Orne, les naissances ont chuté de 27,3 %. A l'inverse, dans les départements plus attractifs, en particulier sur une partie de la façade atlantique et dans des

départements majoritairement urbains, «l'arrivée de ménages en âge d'avoir des enfants limite l'ampleur de la baisse des naissances», note le rapport. Citons la Gironde, où l'arrivée de nouveaux habitants permet de maintenir le recul des naissances à 2,4 % en 2022 par rapport à 2010. «A l'échelle des aires d'attraction des villes, un même contraste se retrouve», analyse le rapport : dans les villes de moins de 200 000 habitants, les naissances diminuent fortement faute de renouvellement démographique. Pour les plus grandes (plus de 700 000 habitants), leur attractivité compense le déclin de la fécondité. «Ce qui va jouer, c'est l'attractivité résidentielle des grandes villes, qui comptent plus d'effres d'emploi et d'études, note Balmand. Conséquence : ces mobilités contrebalancent l'effet négatif du taux de fécondité. Une diminution des naissances de 9 % est constatée dans les villes de plus de 700 000 habitants (hors Paris), alors que pour celles de moins de 50 000 habitants, la chute dépasse les 20 %.

EVA LELIÈ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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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is astres en orbite, une première

Des astrophysiciens ont annoncé dans la revue Nature avoir identifié un satellite gravitant autour d'une naine brune (une «étoile ratée»), elle-même en orbite autour d'un astre. Une première, qui lance le débat sur l'existence de lunes hors du système solaire. «Il y a déjà eu des annonces de détection de satellites autour de naines brunes mais jamais dans un tel système», note l'astrophysicienne Anne-Marie Lagrang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au CNRS à l'Observatoire de Paris-PSL.

RÉMI DUCASSE

ILLUSTRATION 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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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PORTS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Recueilli par QUENTIN GIRARD et COPPÉLIA PICCOLO Envoyés spéciaux sur le Tour

L'apercevoir en début de Tour dans les travées du village départ, en chemise Skoda rutilante, en train de discuter avec des invités de la marque automobile, nous a laissé une étrange im-

pression. Que les anciens champions cyclistes deviennent des VRP des sponsors sur la Grande Boucle est une habitude, mais pour Christopher Froome on ne s'y attendait pas forcément aussi vite. Trois semaines après avoir annoncé officiellement sa retraite, l'ancien quadruple vainqueur de l'épreuve (2013, 2015, 2016, 2017) est donc déjà de retour, tous les jours, pendant

trois semaines, comme s'il ne pouvait pas complètement s'éloigner de ce grand barnum. Le symbole de la domination de l'ère Sky a pourtant eu une drôle de fin de carrière, après une terrible chute en 2019. Cinq ans sans aucun résultat chez Israel-Premier Tech et un nouveau grave accident en 2025, qui «fa laissé pour presque mort». Une période qui lui a permis tout de

même d'observer l'émergence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dont Tadej Pogacar, confronté parfois aux mêmes soupçons et inimitiés que lui à son époque. Chris Froome a subi sur la Vuelta 2017 un contrôle jugé anormal, avant que l'affaire ne soit classée au bénéfice du doute.

Mercredi matin, à Chambéry (Savoie), avant de prendre la route de l'étape, on s'est posé avec le Britannique né au Kenya pour tenter de comprendre ce qui l'a poussé à continuer si longtemps et ce qui l'anime encore.

Vous vivez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Tour de France en tant que spectateur, après avoir remporté quatre fois la Grande Boucle. Est-ce que l'appel du peloton ne se fait pas ressentir?

Non, pas du tout. J'ai fait mon temps.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ce que j'ai pu faire avec ma carrière et les opportunités que j'ai eues. Tout le monde m'a soutenu, je me sens très heureux, très humble des possibilités qui se sont offertes à moi, mais maintenant c'est le moment d'apprécier ma retraite. Passer plus de temps avec ma famille, ma femme, mes enfants.

Mais en même temps, j'adore le sport. Et forcément, j'adore être sur le Tour de France. Être ici sans courir est une opportunité pour profiter du sport dont je suis tombé amoureux étant petit, lorsque j'ai regardé le Tou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urtout tous les spectateurs et cette foule immense dans la montagne. Je me suis toujours dit que j'avais envie d'y être.

Comment avez-vous pris cette décision de ranger votre vélo? Avez-vous des regrets?

Lorsque j'ai signé mon contrat de cinq ans [en 2021, avec Israel Start-Up Nation, le premier nom d'Israel-Premier Tech, ndlr], je savais que c'était le dernier. Je l'avais même dit. Puis, l'année dernière, il y a eu mon accident [il a heurté à 50 km/h un panneau de signalisation, causant plusieurs côtes fracturées, une fracture d'une vertèbre lombaire, un pneumothorax ainsi qu'une déchirure du péricarde]. J'étais à l'hôpital pendant cinq mois, d'août à janvier. J'étais presque mort. Et même quand je suis sorti, j'étais toujours soumis à de lourds traitements. Comment et à quel moment je pouvais faire le tour des médias? Ce n'est finalement qu'à partir du mois de mai que j'ai pu être de nouveau sur pied. Et avec ce Tour de Franc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reviens dans la sphère du cyclisme. Je me suis dit que c'était le moment de dire à tout le monde «oui, c'est officiel, c'est terminé».

Vous avez couru jusqu'à 40 ans, c'est assez peu commun dans ce milieu...

C'était mon but initial: j'ai commencé le sport tard, je ne suis devenu professionnel qu'à l'âge de 24 ans. Donc d'atteindre 40 ans, c'était toujours un objectif que j'avais en tête depuis. Certains y arrivent bien jusqu'à 45 ans. Enfin, parfois.

Et à l'inverse, que pensez-vous de ces jeunes coureurs qui deviennent des champions très

CHRIS FROOME

«J'ai du métal dans tout mon corps»

INTERVIEW

Reconverti représentant pour un sponsor du Tour de France à peine trois semaines après avoir annoncé sa retraite, l'ex-champion britannique raconte une fin de carrière marquée par deux accidents graves et livre son regard sur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Le coureur britannique portant le maillot jaune lors du Tour de France 2017. PHOTO P. LOPEZ AFP

Christopher Froome présent pour le

tôt, dès l'âge de 19 ans pour Paul Seixas par exemple?

C'est juste impressionnant. De mon côté, j'ai commencé à rouler à l'âge de 17-18 ans. C'était absolument impossible – et on ne se posait même pas la question – d'être professionnel et de courir sur le Tour de France, mais aussi d'atteindre le top 5 au classement général à l'âge de 19 ans. Mais maintenant, les adolescents de 14 ou 15 ans sont entraînés comme des coureurs du Tour. C'est normal qu'ils soient prêts lorsqu'ils atteignent 19 ans. Ils ont fait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départ de la 17e étape du Tour 2026, mercredi. PHOTO JAMES STARTT

ça à fond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La façon de courir de Paul Seixas est le résultat d'au moins quatre ou cinq années d'entraînements intenses. La prochaine question va être de savoir combien de temps ces jeunes vont pouvoir le faire? Peut-être pas très longtemps, en tout cas pas au-dessus de l'âge de 30 ans. Paul Seixas ne pourrait donc pas, comme vous, annoncer sa retraite à 40 ans? Physiquement, tout est possible. C'est la partie mentale qui doit tenir. Ils doivent aussi éviter les

blessures: à chaque fois qu'on monte sur le vélo, à chaque étape du Tour de France, on prend des risques énormes. On l'a vu avec Jonas Vingegaard il y a quelques jours [victime d'une fracture de la clavicule lors de la 18e étape dimanche, le Danois a été contraint à l'abandon]. Malheureusement, ces accidents arrivent très régulièrement. Lorsque vous voyez Vingegaard chuter, est-ce que ça vous ramène à vos propres accidents? Je ne me souviens pas du tout de mon accident de 2019. [Il avait alors

chuté lors de la 4e étape du Dauphiné]. C'est perdu dans mes souvenirs. A tel point que j'ai même dû demander ce qu'il s'était passé. Après cet accident, tout a changé: ma vie, ma carrière aussi. J'ai du métal dans tout mon corps à cause de cet accident. Tout est différent. Je n'ai jamais récupéré le niveau que j'avais avant ma chute. Mais est-ce que j'aimais toujours courir? Oui, bien sûr. Beaucoup de gens auraient complètement arrêté, mais j'ai réussi à remonter sur le vélo, et continué à faire ce que j'aime le plus.

Concernant la récente vague massive de contrôles antidopage qui se sont déroulés sur le Tour de France, et certains en pleine nuit, notamment pour Pogacar, est-ce que vous pensez que cela peut affecter les coureurs?

Oui, mais c'est une partie incontournable, bien que malheureuse, du cyclisme. On doit constamment se justifier sur nous-mêmes et nos performances en raison des actes passés.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apprécie ces tests, qui permettent de redonner de la crédibilité. Nous n'avons de toute façon pas d'autre option.

Pogacar s'apprête, sauf énorme surprise, à rafler un cinquième Tour de France...

Attention, une chute n'est jamais loin. Mais ou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our moi, le plus dingue, c'est ce qu'il fait dans les classiques. Je sais ce qu'il faut faire pour être prêt pour le Tour de France, et les heures et heures d'entraînement sur l'endurance et la récupération. Mais pour les classiques, pour des courses d'un jour, comme le Paris-Rouhaix, l'effort est totalement différent. Moi, je n'ai jamais réussi. J'ai essayé de me préparer pour Liège-Bastogne-Liège, j'avais une équipe à mon service et je ne suis même pas entré dans le top 20.

Pogacar a récemment évoqué avoir été hué au bord des routes du Tour. Cela vous est également arrivé. Comment l'aviez-vous appréhendé à l'époque?

J'ai eu ça pendant des années, quand j'ai gagné le Tour de France. Surtout les deux dernières victoires. Et bien sûr, à un moment, on se dit que c'est étrange. Mais on essaye alors de voir tout ça à travers les yeux d'un fan: et on réalise qu'un Français n'a pas gagné un Tour depuis 1985, avant même que je sois né. Donc je comprends, surtout que je suis un Britannique dans une équipe britannique, et qu'il y a toujours eu une rivalité entre Britanniques et Français.

Malgré tout, ces comportements n'ont pas lieu d'être dans le sport selon moi. Le sport est une célébration, c'est quelque chose qui devrait rassembler, et non pas causer une division. Mais ce qui m'a marqué, c'est que lorsque je suis revenu sur le Tour après mon accident, en 2019, et que je ne gagnais plus, j'ai eu un soutien incroyable de la part du public, surtout les Français. Ils m'adoraient parce que je ne gagnais plus. En fait, c'est juste qu'ils n'aiment pas un coureur qui gagne encore et encore.

Deux jours raides pour le Tour

Les deux étapes se terminant à l'Alpe d'Huez ce vendredi et samedi sont attendues tant pour l'ambiance que pour les doutes autour de l'état de Pogacar.

Ce vendredi et samedi, les Alpes vont trembler. Les sismologues de l'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a Terre de Grenoble vont enregistrer des secousses et se demander ce qui se passe, c'est sûr. En caravanes, en camping-cars, en tente, à pied, à vélo, ils son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spectateurs à être installés depuis plusieurs jours, voire une semaine, dans les lacets de l'Alpe d'Huez, attirés par une double ration, deux jours à la suite, juste avant l'arrivée à Paris, dimanche. Jeudi, la préfète de l'Isère a fermé dès 14 heures l'accès aux véhicules dans le sens montant à la station. Trop de monde. Trop de folie, trop de fête, trop d'alcool. Déjà. Certains concurrents sont inquiets. «J'espère ne pas tomber dans la montée, m'ont fait Paul Seixas, sur la ligne d'arrivée jeudi, à Orcières-Meriotte (Hautes-Alpes). Il va y avoir beaucoup de spectateurs, ça peut être assez dangereux.»

Sportivement, la victoire semble être acquise depuis un moment pour Tadej Pogacar. Le Slovène possède 4 minutes et 32 secondes d'avance sur le deuxième, Remco Evenepoel. Il va remporter son cinquième Tour de France, un record égalant quatre illustres prédécesseurs (Anquetil, Merckx, Hinault, Indurain). Attention toutefois: tout peut très vite s'arrêter. Ses deux dauphins de 2025, Jonas Vingegaard et Florian Lipowitz, ont dû quitter la course après des chutes. Personne n'est à l'abri, avec la fatigue. Son

équipe UAE Emirates XRG ne tient pas la grande forme. Plusieurs coéquipiers ont semblé malades ces derniers jours, dont Brandon McNulty, qui a abandonné jeudi. Qui sait dans quel état est Tadej Pogacar et si ce léger doute ne va pas donner envie à ses adversaires de tout tenter?

Jeudi soir, le sujet animait bien plus les conversations que la victoire d'étape de Richard Carapaz (EF Education-Easy Post). Sur le plateau de France Télés, l'ancien coureur Yoann Offredo en était à se demander si le Slovène ne portait pas un cuissard noir pour cacher une gastro. Paul Seixas notait: «Il y a des coureurs d'UAE qui sont un peu malades. J'espère que Del Toro et Pogacar ne seront pas malades, on ne veut pas gagner comme ça.»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Slovène, particulièrement souriant, assurant être «confiant», tentait de balayer les doutes: «Nous allons nous en sortir. C'est la troisième semaine, toutes les équipes souffrent.»

Derrière lui, pour le podium, si Remco Evenepoel paraît bien accroché à sa deuxième place, tous les regards seront tournés vers le duel entre Isaac Del Toro et Paul Seixas. A 22 ans et 19 ans, pour leur premier Tour de France, les deux espoirs rêvent de monter sur la boîte aux Champs-Elysées. Avec 350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en seulement 1270 km ce vendredi et surtout 5450 sur 170,9 km le samedi, les deux grimpeurs vont faire face à des difficultés encore inconnues. Les cols de la Croix de fer, du Télégraphe, du Galibier ou de Sarenne ont laissé plus d'un champion sur le carreau. Samedi, des orages sont annoncés dans l'après-midi à l'Alpe d'Huez. Si la météo s'en mêle...

Q.G. (sur le Tour)

Infographie JULIEN GUILLOT

16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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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A TALE DE SUR

TFR

21h10. 50' inside. Magazine. Les 20 ans (Parties 1 & 2). Présenté par Isabelle Ithur-burs, Nikos Aliagas. 23h40. Le Grand Bétisier. Divertissement. Parties 1 & 2.

FRANCE 4

21h10. Tropiques criminels. Série. Port de France. Rivière Pilote. Avec Sonia Rolland, Béatrice de La Boulaye. 22h55. Tropiques criminels. Série.

FRANCE 5

21h10. Sardou, autoportrait. Documentaire. 23h05. Archives secrètes. Documentaire. Les Phénix.

FRANCE 6

21h00. Bodybuilder. Comédie dramatique. Avec Vincent Rottiers, Yolin Francois Gauvin. 22h40. Sepultura : Celebrating Life Through Death. Concert.

FRANCE 8

21h00. Renaud Capuçon aux Chorégies d'Orange. Spectacle. 22h35. Claude Lehouck, la vie en mieux. Documentaire.

CANADA

21h05. Deep water. Action. Avec Aaron Eckhart, Ben Kingley. 22h35. Anaconda. Action. Avec Paul Rudd, Jack Black.

AUTTE

20h55. Meurtres à Sandhamn. Série. Enquête 10 : Messonges bleus - Saison 7 (1/4). 22h30. Meurtres à Sandhamn. Série.

FRS

21h10. 14 jours pour aller mieux. Comédie. Avec Maxime Gasteuil, Romain Lancy. 22h55. Arnaques 1.

PARIS PRIMIÈRE

21h00. Survivor. Action. Avec Milla Jovovich, Pierce Bronnan. 22h40. S.W.A.T. : Firefight. Téléfilm.

TMC 20h50. Sales gosses. Comédie. Avec Thomas Solivérès, Issa Doumbia. 22h25. Fantômas contre Scotland Yard. Film.

FRS

21h10. Enquête d'action. Magazine. Orléans : les patrouilles mouvementées de Police Secours (1 & 2/2). 23h10. Enquête d'action.

TFR

21h10. New York, unité spéciale. Série. 2 épisodes. 22h50. New York, unité spéciale. Série.

GYAR

21h10. Animaux à adopter. Documentaire. 22h20. Animaux à adopter.

TFR

20h55. M comme maison. Magazine. 2 épisodes. 22h55. M comme Maison. Magazine.

TFR SÉRIES FILMS

21h10. Panda. Série. Panda/galash. Zéro Zéro Zen. 23h05. Panda. Série.

GYAR

21h10. On continue à l'appeler Trinita. Comédie. Avec Terence Hill, Bud Spencer. 23h00. Karamelott. Série.

RANDLING

21h10. Castle. Série. Œil pour œil. Jusqu'à la mort s'il le faut. 23h00. Castle. Série.

À SOUIR

21h00. Fléchettes : World Matchplay. Sport. 00h00. MMA : UFC Classiques. Sport.

RANDLINGOUVRETE

21h10. Oppenheimer : la véritable histoire de la bombe atomique. Documentaire. 22h15. Sous-marins nucléaires : les armes de l'ombre. Documentaire.

RAND STORY

21h10. Tirai dormir à Hollywood. Documentaire. 23h00. Tirai dormir chez l'homme qui brûle. Documentaire.

VENDREDI 24

Le soleil brûle sur l'ensemble du pays, avec 12 à 17°C au nord, mais déjà 23°C au bord de la Méditerranée.

L'APRÈS-MIDI Un après-midi ensoleillé sur le pays. Chaleur modérée au nord avec 26 à 30°C, mais très fortes chaleurs persistantes au sud avec jusqu'à 38 à 40°C en Occitanie.

SAMEDI 25

Matinée calme et très douce sur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L'APRÈS-MIDI Temps de nouveau plus chaud partout, avec une tendance orageuse visible du sud-ouest au centre-est. Crages localement forts. En soirée, temps instable et lourd, avec de nombreux orages au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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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n	16	24	Bordeaux	22	37	Berlin	13	21
Brest	18	27	Toulouse	23	39	Bruxelles	15	23
Nantes	21	31	Montpellier	25	35	Jérusalem	22	30
Paris	17	27	Marseille	24	32	Londres	18	28
Strasbourg	15	27	Nice	25	29	Madrid	24	33
Dijon	17	29	Ajaccio	24	30	New York	18	26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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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morial en hommage aux enfants tués dans leur école, à Minab, le 28 février. PHOTO MOHAMMED SALEM. REUTERS

Silence, l'Iran se meurt

Pris en étau entre les frappes américaines qui ont repris dans le sud du pays et par le régime qui réprime et exécute, le peuple iranien est le grand perdant de cette guerre sans fin.

Par SEPIDEH FARSI

Réalisatrice

Cela fait longtemps que le sommeil n'est plus un refuge, mais juste l'intervalle entre deux mauvaises nouvelles. La semaine dernière, ell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mauvaises. L'accord de cessez-le-feu agonisant entre Trump et ceux qui se cachent derrière le fantôme de Mojtaba Khamenei a volé en éclats. Bombardements d'infrastructures civiles iraniennes par les Etats-Unis depuis une semaine, puis les répliques iraniennes sur des bases militaires américaines dans les pays du Golfe et en Jordanie. Quelques brèves dans les infos qui ne disent rien des dégâts très lourds subis par les Iraniens. Dans le sud de l'Iran, de Bandar Abbas à Bouchehr, mais aussi au Balouchistan, les destructions sont massives, les coupures d'électricité courantes et les morts civils nombreuses et ignorées. Pendant que les Iraniens subissent directement ces attaques extérieures avec tout ce que cela implique pour leur vie quotidienne ils doivent aussi faire face aux menaces que le régime iranien fait peser sur tout citoyen un minimum désobéissant. La vague d'exécutions de prisonniers, dont beaucoup de détenus politiques, s'est accélérée suite au cessez-le-feu de début avril. Pour le seul mois de juin, 101 exécutions ont eu lieu portant leur nombre à 401 pour le premier se-

mestre de 2026, selon Iran Human Rights. Au Kurdistan, le régime a mené plusieurs attaques de missiles et de drones contre les militants kurdes, dont une vingtaine a été tuée en deux semaines : neuf du Parti Komala, quatre membres de PJAK et six du Parti démocrate du Kurdistan.

GUERRE SANS BUT

Dans le reste du pays, les arrestations se multiplient : celles des militants environnementalistes Sepideh Kashani et Hooman Jokar, le 2 juillet, celle de Sepideh Abtahi, documentariste, et tant d'autres que je ne pourrais nommer ici par manque de place. L'élimination d'Ali Khamenei le 28 février, dans une frappe israélo-américaine a mis fin à trente-sept ans de règne de ce piètre précheur originaire de Mashhad, devenu Guide suprême malgré lui à la mort de Khomeini en 1989. Le faste des cérémonies d'enterrement, leur organisation à coups de séjours tous frais payés pour les « fidèles » et les fausses larmes versées par les dignitaires du régime n'a pas suffi à dissimuler l'aversion que ressent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Iraniens-nes pour cet homme, symbole de la tyrannie du régime. Ni à faire oublier les massacres qu'il avait ordonnés en janvier, lorsque les forces de l'ordre

ouvrirent le feu sur des gens descendus dans la rue pour réclamer une vie meilleure et la fin du régime. Les 8 et 9 janvier, plusieurs milliers, voire plus d'une dizaine de milliers de manifestants furent massacrés, dont les familles ont dû payer le prix des balles pour récupérer le corps de leurs proches. La détestation des Iraniens pour Khamenei n'enlève rien à la nature illégale des attaques israélo-américaines, en violation total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ni à l'absurdité de cette guerre lancée en dépit de tout bon sens qui n'eut comme résultat que de renforcer le régime iranien, et de résoudre le dilemme de la succession de Khamenei pour le régime et qui s'est ensuite étendue au Liban, détruisant de pans entiers du Sud Liban et de Beyrouth. Personne n'osa mettre en doute le choix du successeur en la personne de Mojtaba Khamenei, malgré le manque de légitimité manifeste de ce dernier. Les rumeurs de l'accession imminente de l'Iran à la bombe nucléaire se sont révélées fausses, mais cet épisode a précipité la planète entière dans un tel chaos économique, que l'on ne parle même plus des victimes iraniennes. Estimées entre 3500 et 5400 civils, dont beaucoup d'enfants, à commencer par près de 200 écolières de Minab tuées le matin du 28 février dans une frappe américaine.

Une guerre sans but et donc sans fin dont personne ne veut assume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dommages, ni ceux qui ont lancé les bombes ni ceux qui les ont réclamés, à savoir Reza Pahlavi et ses supporters, qui ont dansé dans les capitales occidentales pour célébrer les frappes étrangères sur leur pays. La menace longtemps brandie par le régime iranien de fermer le détroit d'Ormuz est devenue réalité et les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 iranien ont été effacées de l'équation. A présent les deux parties se disputent le droit de passage des navires transitant par le détroit d'Ormuz. Pour finir par une annonce de Trump qui entend gérer le détroit lui-même, et faire payer 20 % de la valeur des marchandises qui y passent. Selon quel droit ? Nul ne lui demande.

SANS COMPLEXE

Depuis le soulèvement populaire de fin décembre, en Iran, l'économie va encore plus mal qu'avant. Le cours du toman au regard des monnaies étrangères a rechuté après les nouvelles hostilités de début juillet. Et la guerre n'a rien arrangé, car les frappes israélo-américaines ont détruit beaucoup des sites de fabrication stratégiques dont la sidérurgie et la pharmaceutique, faisant bondir le nombre de chômeurs. La situation des Iraniens est dramatique et le régime ne l'ignore pas. Selon une étude demandée par le bureau du président iranien et dont les détails ont fuité récemm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80 % des Iraniens ont du mal à se nourrir correctement, 75 % n'arrivent plus à trouver les médicaments nécessaires pour ses soins, 80 % disent ne soutenir ni la guerre ni le régime, et l'étude les décrit comme « vivant dans l'angoisse ». Cette guerre a bouleversé l'ensemble de l'économie mondiale, en berne à cause du prix de vente du pétrole. Seule exception : la fortune personnelle de Donald Trump qui a augmenté de 2,2 milliards de dollars depuis 2025. Selon Trump, qui a réussi à faire exploser la fenêtre d'Overton, parlant sans complexe « d'anéantissement civilisationnel », la victoire des Etats-Unis est sans conteste. Et le régime iranien, avec à sa tête un Guide suprême fantôme, prétend la même chose avec autant de ferveur. La somme de ces deux victoires donne un grand perdant : le peuple iranien qui chaque jour se meurt un peu pl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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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Pourquoi il faut défendr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Le gouvernement prévoit l'absorption de l'IRD au sein du CNRS. Fragilisant le temps long,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l'indépendance scientifique essentiels face aux défis actuels.

Lorsqu'une pandémie se propage, que des sécheresses bouleversent les agricultures, que les résistances aux antibiotiques progressent, qu'une crise financière éclate ou lorsque des tensions géopolitiques déplacent des millions de personnes, nous avons souvent le sentiment que ces événements surgissent brutalement. Pourtant, ces phénomènes prennent forme peu à peu, dans des territoires où s'entremêlent dynamiques sociales, économiques, politiques et environnementales, avant de produire des effets bien au-delà de leurs lieux d'origine. Comprendre ces transformations ne s'improvise pas. Cela exige une présence scientifique durable, des observations suivie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des partenariats construits dans le temps long avec les universités, les institutions et les sociétés concernées, ainsi qu'une recherche capable de croiser les disciplines et les expériences de terrain. C'est précisément la mission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 dont le gouvernement prévoit aujourd'hui l'absorption au sein du CNRS. Beaucoup voient dans l'IRD un organisme de coopération tourné vers les pays des sud. C'est méconnaître sa fonction. Depuis plus de quatre-vingts ans, l'IRD développe avec ses partenaires

d'Afrique, d'Asie, d'Amérique latine, du Pacifiqu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une manière originale de produire des connaissances sur les grandes transformations du monde contemporain. Sa singularité repose sur une combinaison unique au monde : une présence scientifique durable dans les territoires, des partenariats de long terme, une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organisée autour des problèmes plutôt qu'à-tour des disciplines, et une véritable coproduction des connaissances avec les équipes partenaires. Les résultats sont concrets. Comprendre l'accès aux traitements contre le VIH ne relève pas de la seule biomédecine : les recherches menées par l'IRD ont associé médecins, biologistes, sciences sociales, professionnel·les de santé et associations de patient·es pour transformer durablement les politiques de prise en charge.

1-2-3. Comprendre les transitions agroécologiques suppose de croiser écologie, agronomie, économie, anthropologie et savoirs des agriculteurs·es afin d'élaborer des réponses adaptées aux réalités locales. Comprendre les transformations du travail ne relève pas de la seule économie : les enquêtes 1-2-3 ont profondément renouvelé la mesure de l'économie informelle et inspiré de nombreux instituts nationaux de statistique. Ces quelques exemples, parmi tant d'autres, illustrent une manière unique de travailler. Les grands défis contemporains ne peuvent plus être compris à partir d'une seule discipline, d'un seul pays ou d'une seule manière de produire des connaissances. Ils exigent des recherches inscrites dans le temps long, capables d'articuler les dimensions biologiques, écologiques, économiques, sociales et politiques des phénomènes

étudiés, tout en travaillant avec celles et ceux qui les vivent. Les pays des sud ne sont plus seulement les espaces où se manifesteraient les conséquences de transformations conçues ailleurs. Ils sont souvent parmi les premiers confrontés aux mutations écologiques, sanitai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qui redessinent notre avenir commun. Ils sont aussi des lieux où s'élaborent de nouvelles connaissances, de nouvelles pratiques et de nouvelles solutions. Les comprendre n'est pas un geste de solidarité. C'est une nécessité scientifique. L'enjeu posé par l'absorption de l'IRD dépasse donc largement une question d'organigramme.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 les outils qui rendent possible cette manière de faire de la science seront

préservés : les représentations permanentes, les observatoires suivis pendant plusieurs décennies, les écoles doctorales, les jeunes équipes associées, les laboratoires internationaux, les dispositifs de mobilité, les programmes de recherche construits avec les universités partenaires ou encore les instruments qui permettent de conduire des recherches de longue durée dans des contextes souvent complexes.

Autonomie. Ces dispositifs ne sont pas accessoires. Ils constituent les conditions mêmes de cette production des connaissances. Les partenariats scientifiques internationaux ne se décrètent pas. Ils reposent sur des décennies de travail commun, de confiance mutuelle et de

réciprocité. Ils supposent une institution dont la mission première est précisément de construire, d'entretenir et de renouveler ces relations. La question n'est donc pas de savoir si les chercheur·es de l'IRD continueront à faire de la recherche au sein du CNRS. Elle est de savoir si cette mission spécifique disposera encore des moyens, des outils et de la priorité institutionnelle qui lui sont indispensables.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le seul cas de l'IRD. Elle interroge plus largement la place que notre pays accorde aux institutions qui produisent, dans la durée, des connaissances indépendantes sur les grandes transformations du monde. Dans un contexte où plusieurs organismes publics voient leurs missions, leurs moyens ou leur autonomie remis en discussion, l'enjeu n'est pas seulement administratif. Il concerne notre capacité collective à comprendre un monde de plus en plus complexe. Au fond, le débat ouvert dépasse l'avenir d'un établissement. Il porte sur une certaine conception de la recherche publique : une recherche qui accepte le temps long,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l'indépendance scientifique et la construction patiente des connaissances comme des biens communs. C'est cette ambition qu'il importe aujourd'hui de préserver. ➤

STONE DOOD

Par UN COLLECTIF DE CHERCHEUR·EUSES DE L'IRD

Parmi les signataires : Catherine Aubertin Economiste, IRD-Paloc (Paris) Sophie Bava Socio-anthropologue, IRD-LPED (Marseille) Sarah Benabou Anthropologue, IRD-Paloc (Paris) Stéphanie Duvail Géographe, IRD-Paloc (Paris) Sylvie Fanchette Géographe, IRD-Cessma (Paris) Laurent Faret Géographe, Cessma, université Paris-Cité Gertrudis Penton-Fernández Chercheuse en agronomie, université de Matanzas (Cuba)... Liste sur Libé.fr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Par ÈVE BEAUVALLET, LUCILE COMMEAUX, ANNE DIATKINE, SONYA FAURE, ELISABETH FRANCK- DUMAS, VICTOR INISAN, AINHOA JEAN- CALMETTES et NINA LACOUR Envoyés spéciaux à Avignon

On en aura entendu cette année, des envolées rimbaldiennes, des sentences baudelairiennes, des tirades shake-speariennes (deux Hamlet et un Roi Lear en trois semaines, sans compter les Othellos du off, quand même). Qu'on nous permette donc d'y aller aussi de notre petite citation, tirée du roman Impossibles Adieux de l'écrivaine sud-coréenne Han Kang, à l'origine de deux spectacles de l'édition 2026: «Plus on regarde, plus c'est douloureux.» En ce quasi der-

nier jour de festival, ce pourrait être l'épitaphe de cette 80e édition tant les sujets des pièces n'ont pas toujours été riants, tant la violence du monde, passée ou présente, imprégnait les plateaux. En termes de démesure et d'ampleur, tout s'est d'abord passé comme si Maldoror de Julien Gosselin, creusant les liens entre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avait tout aspiré: enthousiasme, énergie des spectateurs (et de la critique épuisée dès la première nuit), dispositif massif tirant comme rarement profit de l'espace hors-norme de la cour d'honneur... Peu de révélations à l'ombre du conte de Lautréamont,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u festival, peu de découvertes comme avait pu l'être le metteur en scène albanais Mario Banushi l'an passé, 26 ans et semblant sortir de nulle part. Des confirmations plutôt (formidables Jeanne Candel et Gwenaël Morin) des enthousiasmes moins attendus

(les créations formelles de Johann Le Guillerm, Jaha Koo ou Forced entertainment), des déceptions (Christiane Jatahy, Marion Siéfert)... Mais arriva alors sur la scène de l'Opéra Grand Avignon Lee Jaram, la rock star du pansori, cet art coréen du récit chanté. C'était elle la révélation, entraînant le public dans le blizzard de Tolstoï armée d'un seul éventail et de son charisme à fendre pierre. «Plus on regarde, plus c'est douloureux», pourraient également reprendre en chœur les professionnels du spectacle vivant, nombreux à Avignon en détaillant leurs budgets et leurs lignes de subventions. Le Festival d'Avignon 2026 aura été celui de l'abattement d'abord, puis d'un début de mobilisation (jusqu'où grossira-t-elle?). A la veille de son ouverture, 28 directeurs de théâtre ou opéra subventionnés apprenaient que les aides de l'Etat, déjà en baisse cette année, risquaient de

ne pas être entièrement versées. Un gel budgétaire finalement abandonné par le gouvernement deux semaines plus tard, après pétitions, déambulations dans les rues d'Avignon, prises de parole solennelle d'artistes à la cour d'honneur et échos médiatiques (dont la une de Libé les 18 et 19 juillet). Bonne nouvelle, mais qui ne doit pas faire oublier que le secteur du spectacle vivant traverse une profonde crise, qui dépasse largement ce surgel finalement dégelé. Un secteur fragilisé par de nombreuses baisses de son financement – depuis l'Etat ou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 ainsi que par les attaques incessantes venues de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mais s'étendant au-delà, sur son supposé entre-soi élitiste, ou par des atteintes de plus en plus fréquentes à la liberté de création, les élus politiques ayant tendance ces derniers temps à se découvrir des talents de programmateurs. Dans les rues, les

corps fatigués et les esprits inquiets: aux terrasses des cafés, on ne le dit pas trop fort, pour ne pas gâcher la fête: «Il y a moins de gens cette année, non?» (au 21 juillet, le festival annonçait 119 000 billets vendus, stable par rapport à l'an passé, mais le taux de remplissage des salles, exceptionnel l'an dernier à 96 %, est attendu en baisse). Ambiance crépusculaire donc, caniculaire aussi jusque dans les spectacles eux-mêmes, mais parfois, heureusement, joyeuse et partageuse, si on en croit le nombre de spectacles qui demandaient aux spectateurs d'y mettre du leur ou leur offraient un coup de rosé ou une assiette de pâtes. Et s'il ne devait rester qu'une image de cette 80e édition ce serait sans nul doute ce steak grésillant sur un fer à repasser, tenu à bout de bras par un tendre troubadour dans Capra de Jeanne Candel. Parce que l'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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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ait diablement belle et parce qu'elle concentre tout ce qu'on voudrait retenir de cet été cuisant : nos petits cœurs soudain saisis par la cruauté ou la beauté d'un mot, d'un mouvement, par l'odeur de brûlure à vif d'un spectacle. Bons baisers du Festival en quatre cartes postales.

LE PUBLIC EN SISYPHE

Le spectateur se faufile de ruines en désolations, et recommence. Comme cette comédienne de la Parabole du seum (de Rébecca Chaillon) qui gravit, glisse et gravit encore une montagne de beurre, comme les personnages d'Everything Must Go (Forced Entertainment) coincés dans une boucle infernale : Sisyphe, mais en pire. Le personnage mythologique, condamné par les dieux à remonter éternellement le même rocher en haut de sa montagne pourrait bien, cette fois, se faire écraser par le poids du désespoir qui le charge.

Neige Neige Neige de et avec Lee Jaram. PHOTOS CHRISTOPHE RATNAUD DE LAGE

AVIGNON

«Capra» de Jeanne Candel : entre syncopes et symphonies

La metteuse en scène nous plonge dans les pensées fourmillantes d'une poétesse, matérialisées par un enchaînement de saynètes fantasques si foisonnantes qu'on ne sait où donner de la tête.

Ah, vivre dans un spectacle de Jeanne Candel! Donner libre cours à sa fantaisie en musique, souffler n'importe comment dans une trompette, balancer des sentences comme «une bonne notice d'aspirateur n'a rien à envier à un Dostoïevski», manger des sardines en restant impériale, lâcher des choses absurdes avec le plus grand sérieux et des choses sérieuses en ayant l'air absurde. Voilà qui serait merveilleux... Et permettrait de se débarrasser de ce désagréable sentiment d'à tout moment rater quelque chose sur scène. Car si l'on s'attarde sur un visage rougissant dont deux énormes mains couvrent la bouche (la nonne émoustillée drôlissime de Vladislav Galard), aussitôt l'on regrette de ne pas avoir bien scruté ailleurs, par exemple les traits de Léo-Antonin Lutini non loin, et son expression fondante, perpétuellement ahurie. Capra (une chèvre), le nouveau spectacle de Candel et ses complices (après Fuxées, Baïbo), c'est l'extase et le «fomo» à la fois.

Bowling. Où sommes-nous ? Dans «l'intérieur d'une femme», nous indique utilement une banderole à l'orée du spectacle, mais l'on va préciser : dans son imagination, son inspiration, sa turbine à création qui va s'échauffer comme une dingue, tournant de plus en plus vite et puis très lentement et puis à nouveau vite, tentant, ratant, recommençant, parfois en vain, mais c'est ça, la création, n'est-ce pas ? Une longue gestation (merci au passage de continuer à la subventionner) qui consiste à lire toute la journée même sous la douche, à élucubrer, à «noircir la page», et puis à avancer. La femme dont on scrute l'intérieur est poétesse, elle porte une veste rayée, a le glamour blond et

névrosé et se compare très tôt à la chèvre du titre. Les chèvres, explique-t-elle, cherchent pendant vingt-trois heures à s'enfuir de leur enclos, et à la vingt-quatrième, elles y parviennent. Ainsi peut-on lire les plus courtes et néanmoins formidables deux heures de Capra : comme des pensées furieuses et prisonnières qui accouchent à la fin d'une échappée magnifique, la pièce elle-même. Elles furèrent partout, ces pensées, s'insinuant chez des nonnes suicidaires et dans le camp de concentration de Dora, auprès d'un troubadour en sabot de plastoc et dans un tableau de Van Eyck recomposé de mémoire. Sur scène, deux pianos, trois violoncelles et un accordéon, ainsi qu'une brouette remplie de machins, une piste de bowling humain, un mur grec écrasé de soleil et un immense paysage monta-

gneux, aux tout derniers instants. Comme toujours chez Candel et sa petite troupe, c'est le bordel. L'enchaînement de saynètes hilarantes, funambules, oulipiennes, fonctionne comme un carambolage mental qui serait celui de la poétesse : parfois le lien est évident, d'autres fois moins. Impossible de tout passer en revue, l'on retient l'histoire d'Œdipe racontée d'une voix éraillée de chroniqueur

Où sommes-nous ? Dans «l'intérieur d'une femme», nous indique utilement une banderole.

Comme toujours chez Candel, c'est le bordel.

sportif aimant répéter «catastrophe» ; deux perceuses atomisant des citrons ; un steak qui grille sur un fer à repasser ; du lait renversé par une pythie ; et cette géniale métaphore de l'amour, un homme et une femme aveuglés par les grosses caisses qu'ils portent sur la tête et se percutent dès qu'ils tentent de danser ensemble. Le collectif pratique l'art expert du contre-pied, où une histoire sans queue ni tête de lettres déposées dans un cercueil, dont on perd rapidement tout espoir qu'elle veuille dire quelque chose, finit par accoucher d'une maxime bouleversante : «Le pouvoir des morts, c'est qu'ils arrivent à faire faire des choses aux vivants.»

Zinzin. Résumé ainsi, tout cela n'a aucun sens, et on l'espère bien. Car il faut aller voir pour le croire. Même si «l'incarnation, ça faire toujours quelque part», celle de la troupe de Candel est justement ce qui fait tenir le culbuto, donnant à chaque lever de sourcil, à chaque affirmation rendue d'un ton légèrement montant, à chaque note de piano envoyée pour ponctuer, son pouvoir percutant. Alors patience, car on va les citer tous : Sarah Le Picard qui a cette déclamation magique, à la fois affirmative et traversée par l'interrogation ; Pauline Huruguen l'idéale poétesse border en surchauffe ; Laure Mathis impôt en sorte de maîtresse d'école givrée chaussée de bottes de caoutchouc ; Matthieu Naulleau enflammé au piano (il fait aussi Jésus, très bien crucifié) ; et Thibault Perriard, directeur musical de génie, qui a ambiancé l'ensemble et nous entraîne dans un solo ascensionnel à la batterie, fournissant une métaphore totalement zinzin de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est une toute petite chose, l'imagination», entend-on dans le spectacle. Oh oui, toute petite. Mais qui, de souvenirs en oublis, d'envolées en chute libre, d'accouchement en marche funèbre, embrasse la vie tout entière.

ELISABETH FRANCK-DUMAS

CAPRA (UNE CHÈVRE) de JEANNE CANDEL, au gymnasse du Lycée Mistral, à Avignon (84), jusqu'à sa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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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NON

La Parabole du seum de Rébecca Chaillon. PHOTO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t fin du monde (I Degree Celsius, la Parabole du seum), racisme institutionnalisé, discriminations, violences (Quand on dort on n'a pas faim, Exhibit A, Mon frère, Bâtir), injustices sociales et existentielles (Un procès après l'ennemi du peuple, l'Hors-Présence), solitudes contemporaines (Muljil), tentation du suicide, pédocriminalité (Uma Luz Cordial), fantômes de l'histoire et passé qui ne passe pas (Thésée, sa vie nouvelle), massacres (Island Story) et infinies résurgences du mal (Maldoror). En filigrane, des motifs se rejouent : jeux sur la fin, enfermement et claustrophobie.

Seule Rébecca Chaillon change la nuit en aurore de révolte. Deux images de sa pièce suffisent à se souvenir qu'art et politique savent frayer ensemble sans tentation de mettre l'autre au service de soi. Une première : la scène se diffracte comme en splitscreen : côté jardin, la tentation survivaliste, individualiste et consumériste d'une performeuse qui gravit seule une montagne, côté cour, un collectif de soin et de rêves qui s'organise. Une seconde : une armée d'un genre nouveau se soulève – mode Chevaliers du zodiac.

UN PEU D'ADOLESCENCE

Dans l'obscurité, pourtant quelques étoiles. A la fin de la première séquence de Uma Luz Cordial, Caro-

lina Bianchi esquisse quelques pas de danse, rien, presque rien, mais un petit sourire se dessine sur son visage. Ready Or Not des Fugees, Because the Night de Patti Smith ou Summertime Sadness de Lana del Rey, les chansons qu'elle convoque, parfois pour quelques notes seulement, tire, de façon presque subliminale, vers le territoire de l'adolescence. Une danse adolescente encore, sous la forme d'un souvenir rejoué dans Mon frère de François Gremaud : Two People in a Room de Stephan Eicher. Dans Exhibit A, On ne change pas de Céline Dion fait basculer l'émotion. Dans l'Hors-Présence, pas de playlist mais un cocktail de fin d'année scolaire au lycée, où les commentaires de texte laissent place aux premiers baisers. Du blockbuster Maldoror, c'est la douceur et la nostalgie qu'on emporte paradoxalement avec soi : les images, en noir et blanc, de la comédienne Rita Benmannana le visage encadré de fleurs, les rêves romantiques de ces jeunes intellos qu'à moitié fauchés par le coup d'Etat de Pinochet puisqu'ils ne cessent d'y revenir, obsessionnellement, jusqu'à la fin de leur vie. Ce

aux promesses des (re) commencements, et s'échine à trouver du sens, même et encore si c'est seulement dans un détail minuscule, un souvenir indéfectible.

UNE TOUFFEUR CANICULAIRE

La France brûle et les climatosceptiques, espérons-le, sont confondus. Hasard ou pas, la chaleur a aussi battu son plein au festival : pour le public et les acteurs certes, mais aussi pour les personnages... Après les spectacles de prévention sur le climat, ceux d'immersion dans la canicule ? Che dolore terrible à l'amore de Daria Deflorian reprend le début d'Impossibles Adieux d'Han Kang – en pleine fournaise estivale et la clim en panne, la narratrice cherche le frais allongée sur son carrelage... rires épuisés dans la salle. Chez Rébecca Chaillon, sont diffusées sur les dix écrans télé les images apocalyptiques de la canicule de juin... Trop chaud pour faire bronzette : tant que l'eau des calan-

En filigrane, des motifs se rejouent : jeux sur la fin, enfermement et claustrophobie.

ques ne bout pas, mieux vaut se métamorphoser en sirènes. Bien plus rêveuse est la touffeur dans l'ultime partie de Maldoror de Julien Gosselin : soit un Roberto Bolaño en slip, suant à grosses gouttes autour d'un mystérieux vivarium, qui rappelle les films moites et hallucinatoires de Weerasethakul... Comme si la chaleur réveillait les fantômes. Tout l'inverse d'I Degree Celsius de Sung Im Her, où les corps meurent carrément au soleil : au lointain cours, on les dirait fondus, desséchés sous une lumière zénithale. Spectacle écoconçu par la chorégraphe, il se clôt paradoxalement avec un effet lumière à 30 000 watts, pleine poire sur le spectateur. A quand les boucliers thermiques de Philip K. Dick pour combattre la chaleur des théâtres ?

LES SPECTATEURS CONVIÉS

Pour beaucoup c'est un cauchemar ; pour certains un plaisir. Cette année particulièrement, on circule de scène en salle et inversement – des contacts qui n'ont pas le même sens dramaturgique, ni la même efficacité. Chez Gosselin dans la Cour d'honneur, les spectateurs sont invités à passer tout ou partie du deuxième acte sur le plateau, où on peut, bière à la main, participer à une fête de jeunes poètes chiliens, et suivre les enquêtes parallèles d'une journaliste et d'un détective

à tête de souris. Le procédé est généreux et intelligent, qui ouvre un espace parfois intimidant au spectateur. Même franc esprit d'ouverture chez Gwenaël Morin, qui dispose quelques chaises en plastique pour que certains membres du public assistent au plus près à ses Atrides revisitées dans le jardin de la rue Mons. Ou chez l'artiste de pansori Lee Jaram, qui estime que le spectacle se construit à trois (elle, nous, le musicien) et sollicite le public pour «faire la tempête» (il s'exécute joyeusement). Et que dire de Jeanne Candel, chez qui l'heureux possesseur d'un briquet prêté à une comédienne se voit appelé «mon amour» pour le restant de la pièce ? Dans le spectacle de Rébecca Chaillon dont l'un des sujets est l'invisibilisation des personnes grosses, les spectateurs sont invités à une pesée liminaire, puis certains d'entre eux désignés depuis le plateau repartent avec des paniers garnis – option provocatrice et ludique, et qui manifestement plaît. Dans le spectacle itinérant de Thibault Perrenoud, un spectateur velléitaire est désigné chaque soir pour interpréter le roi dans Hamlet. Idem dans l'autre et hilarant Hamlet, celui de Ben Duke, où le comédien charge des membres du public de déclamer des morceaux de texte qu'il dit n'avoir pas les moyens financiers d'offrir à des acteurs.

On se crispe en revanche lorsque cette interaction paraît artificielle et opportuniste. Chez les Coréens de Muljil, des spectateurs (en fait désignés à l'avance) se lèvent bien trop rapidement pour être honnêtes, et rejoignent les danseurs immergés dans des aquariums sur scène, avant qu'un type microté comme dans une conférence TED nous propose une célébration collective chorégraphile (au secours!). Mais c'est sans doute dans Un procès après l'ennemi du peuple de Christiane Jatahy que le procédé paraît le plus problématique. Annonçant la tenue d'une audience, un acteur invite des spectateurs volontaires à rejoindre des chaises installées en fond de scène pour en constituer le jury. Pourquoi pas – sauf que rien dans ce dispositif bâclé ne fonctionne – la forme judiciaire est un leurre dans lequel ni l'accusé ni l'accusation ne jouent leurs rôles : et les pauvres jurés (dont un a piqué du nez une grande partie du spectacle – comme on le comprend) n'y tiennent aucune part : signe éclatant de ce que le spectacle abrutit bien plus qu'il n'élève son public. On quitte le festival en pensant combien la lisière est fine entre générosité et démagogie.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Neuf mois après le spectaculaire cambriolage, la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le directeur du musée parisien ont rouvert mercredi les portes de la galerie. Vidée de tous ses bijoux, elle fait l'objet d'une surveillance accrue.

Mercredi au matin, neuf mois après le casse du siècle, Catherine Pégard sortait le trousseau de clés pour lever le scellé de la scène de crime la plus commentée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rouvrir la galerie d'Apollon scellée depuis le séisme. «Il y a beaucoup d'émotion à pénétrer aujourd'hui dans cette galerie, œuvre d'art totale et nouvelle merveille du Louvre», a commenté la ministre de la Culture, pour qui c'est désormais «une nouvelle histoire qui va s'écrire». «On ne levait pas toujours les yeux sur ce décor. Puis est arrivé le 19 octobre, jour sinistre qui ne peut être oublié. Un traumatisme pour le monde entier», a poursuivi la ministre sans y aller de main morte, «et pour nous qui avons pris conscience de la grande vulnérabilité du Louvre, un choc aussi pour les agents».

A ses côtés, le nouveau président du Louvre, Christophe Leribault, ex-président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comme la ministre, nommé au lendemain de la démission de Laurence des Cars le 24 février, n'a pas hésité à comparer la galerie d'Apollon à... la galerie des Glaces! Mêmes proportions, même origine royale, a plaidé le président du Louvre pour qui il s'agit aussi de «renouer avec l'idée que le Louvre, en plus d'être un musée, est aussi un palais». Vidée de tous ses bijoux, la galerie mise désormais sur son spectaculaire décor d'apparat réalisé successivement, entre le XVIIe et le XIXe siècle, par Le Brun, Girardon, Lagrenée ou Eugène Delacroix pour le grand cartouche central au plafond.

Couronne. Derrière le souriant président, on devine en ombre chinoise les grilles qui protègent à présent le balcon de la galerie d'Apollon par lequel sont entrés, le 19 octobre 2025 en sept minutes top-chrono, deux des cambrioleurs, Abdoulaye N., dit Doudou Cross Bitume, son surnom lorsqu'il était une star du rodéo urbai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Ghelamallah A., tous deux originaires du quartier du Landy à Aubervilliers. Lesquels

Christophe Leribault et Catherine Pégard mercredi au Louvre. PHOTO LOU BENOIST VIA REUTERS

Après le casse au Louvre, la galerie d'Apollon rouvre

n'ont pas démunis, lors de leurs auditions les 2 et 22 juin, de l'existence d'un mystérieux donneur d'ordre alors que pour l'heure aucune piste (hormis un embranchement belge de l'enquête, avec l'apparition de photos du rapt retrouvées sur l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de suspects originaires d'Europe de l'Est) ne permet d'en établir l'existence. Comme l'a révélé le Monde le 12 juillet, après avoir eu accès aux PV d'auditions, les deux suspects ont raconté avoir été recrutés trois jours avant les faits et avoir remis

leur butin dans un parking souterrain d'Aubervilliers à des commanditaires un peu déçus. «Dans ma sacoche j'avais sept ou huit bijoux [...]. Il pensait qu'on pouvait en prendre plus. On avait perdu du temps en rentrant par la fenêtre.» Craignant des «représailles» ils ont refusé de donner un nom, juste un surnom, «Jo», présenté avec désinvolture comme «un gitan» ou «un homme originaire des Balkans». Surtout, ils ont tous deux tenté d'exempter un autre des suspects interpellés fin octobre, un certain Slimane K. dont

le profil génétique a pourtant été retrouvé sur la nacelle volée. «Il n'a rien à voir dans tout ça», «il n'a eu aucun rôle» ont tenté les deux prévenus. «A force de vouloir innocenter Slimane K., les deux suspects finissent par dessiner en creux le portrait du commanditaire», croit savoir de son côté le journaliste du Parisien Jean-Michel Décugis, co-auteur de Main basse sur le Louvre. Les secrets du casse, qui ne semble pas croire à la thèse d'un commanditaire extérieur à la petite bande d'Aubervilliers.

S'il reste quelques vitrines dans l'espace de la galerie d'Apollon, vides à ce stade, elles seront bientôt augmentées de bronzes. Les bijoux restants, eux, iront rejoindre le département des objets d'art et une salle sécurisée sera créée pour abriter le Régent, 144 carats, évalué à 51 millions d'euros, et qui n'était visiblement pas dans le viseur des cambrioleurs. Quant à la couronne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retrouvée dans le caniveau au matin du casse, «elle est en cours de restauration», confirme le conservateur Olivier Gabet, «entre les mains d'un grand spécialiste, mais aussi des équipes du C2RMF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 ndlr] avec le concours des chefs d'ateliers de cinq grands joailliers de la place Vendôme. Une fois réparée, elle ne sera pas moins authentique que Notre-Dame restaurée», ironise le conservateur. Egrenant quelques-unes des mesures déjà mises en place (grille sur le balcon, installation de nouvelles caméras de surveillance, embauche d'un coordinateur général de sûreté), Leribault a rappelé qu'il n'était pas question de «créer un coffre-fort». Mais «malgré ce que cela a d'austère, il faut mettre l'accent sur les travaux», a toutefois appuyé la ministre en ouvrant un autre dossier, «la canicule inédite de ces derniers jours en a encore démontré l'urgence».

Chantier. «Il y a des musées qui sont des refuges climatiques. Au Louvre nous avons été obligés de fermer à 16 heures», confirme la représentante CFDT du Louvre, Valérie Baud, «il y avait des salles ouvertes au public où il faisait plus de 30 degrés. Et ce n'est pas mieux dans les bureaux, où il fait très froid l'hiver, sans chauffage parfois, et très chaud l'été». A la rentrée, environ 150 agents, issus de cinq départements, vont déménager à proximité de l'Opéra, le temps d'effectuer des travaux. «Cela concerne tous les bureaux de l'aile Denon, vers la Joconde», précise Valérie Baud qui, si elle appuie sur l'extrême vétusté du bâtiment, estime que le climat social s'est apaisé depuis l'arrivée du nouveau président et ce malgré un préavis de grève qui court toujours. Parmi les sujets sur la table: un réalignement des rémunérations des salariés du Louvre sur la grille de leurs collègues directement rémunérés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le chantier urgent de rénovation du bâtiment. Sur ce point, la ministre l'a promis, le plan «Louvre Nouvelle Renaissance» reviendra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à la rentrée.

CLAIRE MOULÈNE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Cœur de puncheur

Romain Grégoire Frustré de son Tour difficile, le champion de France et leader ambitieux de son équipe apprend à dépasser la douleur.

Tenter de comprendre un coureur sur le Tour de France, c'est essayer d'attraper des ombres. Ils n'ont pas le temps. Ils filent comme des chars à voile. Il faut se raccrocher à des petites choses. Sur cette Grande Boucle, Romain Grégoire, ce sont d'abord des images qui se superposent et qui, peut-être, font un homme à la fin. C'est le jeune mec qui se présente face à nous à la journée de repos lundi sur les hauteurs du lac Léman en Haute-Savoie. 9h30, sur la terrasse de son hôtel, les bras croisés, la tête baissée, se demandant probablement ce qu'il fait là. De toute façon, il ne lit pas la presse. C'est le Bisontin qui traverse la foule de ses fans, à Saint-Vic, dans le Doubs, dans le village de sa mère opticienne, porté en triomphe comme un général défilant à Rome et qui trouve qu'il n'en a pas fait assez pour le mériter. C'est encore le souffrant, à Gavarnie-Gèdre, qui arrive sur la ligne en larmes, terrassé par les dénivelés et la canicule, l'incapacité à récupérer et la colère de ne pas être à la hauteur de ce qu'il attendait de lui-même. Ce jour-là, le Tourmalet a bien failli le dévorer.

A 23 ans, Romain Grégoire traverse un Tour frustrant. Il est arrivé au départ à Barcelone le 2 juillet auréolé d'un titre de champion de France, d'une victoire en World Tour lors d'une étape du Tour de Suisse et de plusieurs top 10 lors de courses d'un jour prestigieuses (au Strade bianche, à la Flèche wallonne, à l'Amstel Gold Race, à Liège-Bastogne-Liège). Le puncheur de la Groupama FDJ United est l'un des symboles de cette jeune génération de coureurs tricolores qui gagnent et qui n'ont pas peur d'afficher leurs ambitions. Et là, patatras. Le coup de chaud, l'extrême fatigue, les jambes qui ne suivent pas. Il a terminé 7e lors de la deuxième étape, et depuis, rien, si ce n'est sa présence dans l'échappée de jeudi. Il traîne sa peine. Romain Grégoire ne s'en cache pas : «Le Tour, c'est principalement des moments de galère et de souffrance. Mais ça permet de découvrir qui on est. A quel point ton mental est au-dessus de ton corps. Chaque matin, quand je monte les marches des escaliers de l'hôtel, je me dis que c'est impossible de faire une étape aujourd'hui... Et après la tête prend le dessus.» Sa faiblesse actuelle, il n'en rejette la faute, ni sur personne ni sur les éléments. «La chaleur fait partie du

jeu. C'est un sport d'extérieur, trouve-t-il à propos des débats qui animent le peloton. Il va y avoir de plus en plus de canicules, et ça me paraît compliqué d'arrêter de courir en juillet et en août. A Paris-Nice, en mars, il pleut tout le temps et on se plaint aussi. On n'arrivera jamais à trouver un calendrier qui s'adapte à la météo pour courir tous les jours sous le soleil par 20 degrés.»

Romain Grégoire n'imagine pas abandonner. «Il y a une ferme de fierté», à terminer. Puis, il se reprend, comme s'il avait presque dit une bêtise : «Mais on n'est pas du tout là juste pour terminer le Tour.» Non, il est là pour être le patron incontesté d'une équipe, la Groupama-FDJ United, qui a vu Thibaut Pinot partir à la retraite en 2023 sous les vivats de la foule et les remplaçants désignés, David Gaudu ou Valentin Madouas, ne pas réussir à le remplacer. Il affirme : «Leader, c'était la place que je voulais dans une équip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me plaît, d'affirmer comme ça une ambition et de devoir l'assumer après.» Il prend à cœur la fonction, jure vouloir impliquer tout le monde et rappelle que le cyclisme est un sport collectif. Personne ne gagne tout seul. Ses coéquipiers apprécient. «Il sait ce qu'il veut et où il veut aller, louait récemment l'un d'eux, Clément Braz Afonso, au site DirectVélo. Il nous tire tous vers le haut. Si on franchit des paliers, c'est aussi grâce à lui.»

Son entraîneur depuis son adolescence, Maxime Latourte, n'est pas surpris : «J'ai perçu d'abord son caractère avant de comprendre son niveau. C'est un mort de faim.» On regarde Grégoire de nouveau. On cherche dans ses traits de gendre idéal où se cache ce feu intérieur, cette colère presque, l'envie permanente d'allumer la mèche. «C'est inné. Il est cadré, câblé. Il est exigeant avec lui-même et les autres, sans que ça soit jamais déplacé», ajoute Latourte.

Le garçon grandit dans le Doubs et se met très vite au vélo, dans les pas de son père, cyclo de bon niveau et travaillant à la SNCF. Il commence par le VTT en club puis passe à la route. Hésite aussi avec le saut d'obstacles. Il adore ces animaux, la connexion technique entre l'homme et le cheval.

L'été, il passe ses après-midi à regarder le Tour de France et à encourager Andy Schleck, maillot Léopard-Trek sur les épaules. Il se voit un destin à lutter pour gagner des grands tours, comme le grimpeur luxembourgeois. A 19 ans encore, il annonçait ne vouloir se fixer aucune limite. Quand on le lui rappelle, il rit. Qu'est-ce qui a changé ? «Tu te confrontes à la réalité.» Il sait qu'en haute montagne, il ne pourra jamais suivre les meilleurs. Il préfère se concentrer sur des belles classiques, gagner un jour une étape du Tour («pas cette année») ou un monument, comme Liège-Bastogne-Liège, remporté en catégorie moins de 23 ans, en 2022. Il a déjà coché l'un de ses rêves : celui d'être champion de France, un titre qui se savoure. «Le vélo, c'est un sport où, même si tu gagnes une grosse étape, tu es heureux une soirée et le lendemain, ça repart. Là, le maillot, tu le portes pendant un an et ensuite tu gardes les liserés tricolores à vie.»

La tenue est comme une armure de superhéros, avec tout ce qui va avec. Les inconvénients : il se fout une pression de dingue. Il faut faire honneur. «Ça me pousse à faire encore plus d'efforts, tout le temps, à l'entraînement, en course.» Les avantages : il peut se dissocier, n'être pas complètement lui, jouer un rôle. «Le jour où on est passé dans le village de ma mère, avec tous les fans, tous mes amis, toute cette surexposition, j'ai trouvé ça hyper égocentrique. J'avais envie que ça passe vite. Ce qui m'a aidé à le vivre, c'était le maillot. C'est le champion de France qu'ils venaient applaudir.»

Lundi, il rentrera chez lui,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à où vit sa mère. Contrairement à beaucoup de coureurs qui préfèrent les contrées ensoleillées et/ou défiscalisées, celui qui gagne très bien sa vie et vient de prolonger son contrat n'imagine pas partir loin des terres de sa famille, des barbeucs entre copains ou de risquer de déraciner sa petite amie. Ils sont ensemble depuis dix ans. Elle travaille à l'hôpital de Besançon. Il lance : «Je ne vais pas m'installer à Nice où elle ne connaît personne, où elle n'a aucune attache et finalement la laisser plus de 200 jours par an toute seule dans un appart.» Réussir à gagner tout en s'occupant des autres : ce n'est pas la plus facile des équations. ➤

Par QUENTIN GIRARD Envoyé spécial sur le Tour Photo JAMES STAR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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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Gallagher (Oasis) et Damon Albarn (Blur) lors d'un tournoi de foot caritatif au Mile End Stadium, à Londres, le 12 mai 1996. PA PHOTOS: A NACA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Au sixième étage de Soho House, au cœur de Londres, la fête bat son plein. Les coupes de champagne débordent. Tout le monde devrait être extatique, mais l'épuisement et l'alcool déforment l'allégresse. Il a fait chaud ce dimanche, plus de 30°C. A l'image d'une semaine d'ébullition et d'affrontement musical. Graham Coxon est livre. Le guitariste de Blur s'approche d'une fenêtre et s'apprête à sauter pour mettre fin au cauchemar. Cette soirée du 20 août 1995 entend pourtant célébrer la fin de la «Battle of Britpop», montée de toutes pièces par les médias pour égayer l'été.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Harold Wilson est mort, la guerre fait rage en Bosnie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pubs peuvent rester ouverts le dimanche après-midi. Mais ce qui a occupé les médias cette semaine-là, ce sont surtout les singles sortis le même jour par Blur et Oasis, et le compte à rebours lancé pour savoir qui, des deux groupes rivaux, arrivera en tête du hit-parade. Il y a six mois pourtant, ils s'appréciaient encore. Lorsque Blur remportait aux Brit Awards le trophée du Best British Group, en février, ses musiciens affirmaient, statuette en main, que «ce prix devrait être partagé avec Oasis», avant de leur souhaiter «amour et succès». Ces quatre-là (Damon Albarn, Graham Coxon, Alex James et Dave Rowntree) sont les premiers qui vont porter aux yeux du grand public le qualificatif de «britpop», même si Suede avait payé le terrain. Une pop britannique sur le papier, dans les faits surtout anglaise. Et en pratique, antiaméricaine.

Haine réelle

Pour Blur, c'est en 1992 que l'idée a germé, après une tournée de plus de 40 dates aux Etats-Unis. Déçu par l'essor du grunge, fatigué par la route, le quatuor rentre avec l'intention de se replonger dans son propre héritage culturel. Convoquant ses influences «Swinging Sixties», Blur écrit son troisième album, Parklife, une galerie de portraits piquants, satire de la trivialité de la vie de banlieue, se moquant du fonctionnaire amateur de golf, de l'employé qui nourrit les pigeons, des jeunes qui partent en meute draguer sur les plages grecques... Le résultat, rétro et nostalgique, ravit les magazines musicaux qui cherchent frénétiquement la prochaine tendance à promouvoir.

L'album sort en avril 1994, quelques semaines après la mort de Kurt Cobain, qui enclenche le mouvement de balancier vers le Royaume-Uni. Le même mo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Oasis joue en direct sur Radio 1. Cinq gars, de Man- •••

Oasis et Blur, charts d'assaut

Hit-parade «Lads» de Manchester contre «cool kids» du sud de l'Angleterre : au mitan des années 90, la «bataille de la britpop» fait rage. Une rivalité mi-authentique mi-surjouée, mise en scène et aiguillonnée par les médias.

Par JULIETTE DÉMAS

Oasis dans les locaux des Nomad Studios de Manchester en 1993. PHOTO JAMES FRY GETTY

••• chester cette fois, qui gardent leur accent du nord et se vivent en rockstars. Menés par les frères Noel et Liam Gallagher, ils refusent l'intellectualisme, cherchent l'argent, la célébrité, forcent le trait de la rébellion. Eux aussi veulent leur part de succès. Mais, dans ce maelström testostéroné – et un peu prétentieux – y a-t-il de la place pour deux têtes d'affiche ? Les chamailleries commencent avec le succès de Some Mighty Say, premier single d'Oasis à arriver numéro 1 dans les charts, en avril 1995. Quand Damon Albarn s'invite à leur soirée pour les féliciter, Liam Gallagher le reçoit d'un commentaire narquois. Albarn se serait vexé. Dans les souvenirs de Steve Sutherland, journaliste à NME à l'époque, et qui se remémore la période en 2019 dans les pages de l'hebdomadaire, c'est une altercation lors d'une remise de prix qui lance les hostilités : en coulisses, «Liam avait pris Alex [le bassiste de Blur, ndlr] à partir de la trahison de tous les noms... [...] C'est celui qu'ils n'aimaient vraiment pas, parce qu'il avait ce côté précieux et affecté. Il les faisait sortir de leurs gonds.» D'autres se souviennent d'un amour contrarié. A l'époque, Albarn est en couple avec Justine Frischmann, fondatrice des groupes Suede et Elastica, elle-même superstar. Dès qu'il en a l'occasion, Liam Gallagher répète publiquement qu'elle lui plaît. «Tu vas tenter un truc ?» lui demandent les journalistes. Il provoque : «Non, c'est elle qui va venir à moi.» Là aussi, les souvenirs diffèrent. En 2019, dans le livr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de Daniel Rachel (non traduit), Noel Gallagher affirme plutôt que Damon et Liam «couchaient avec la même nana», une autre à l'identité inconnue, et que la consommation «excessive» de cocaïne n'a rien fait pour tempérer les ego. Le producteur Alan McGee, qui avait signé les Mancuniens, ajoute dans les mêmes pages que c'est bien «une histoire de filles» qui a «déclenché la guerre de la britpop». Et pour lui, la haine est réelle : «Blur pensait que c'était un jeu, mais Oasis les détestait vraiment à l'époque – pour être honnête, je pense que [Damon Albarn] n'avait pas conscience qu'Oasis prenait tout ça avec tant de sérieux.» A la veille de l'été 1995, deux singles doivent sortir, et chacun des groupes veut dominer le hit-parade. En coulisses, les managers ont tout fait pour se laisser de la place. Mais Andy Ross, côté Blur, se rappelle de sa surprise lorsque, «pour une raison inattendue, [Oasis] a avancé la sortie de son single [Roll With It] d'environ six semaines, soit bien plus tôt que prévu». C'est le drame : «Tout à coup, ils allaient sortir leur disque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III

avant le nôtre. Ils étaient quasiment assurés d'être numéro 1. Hors de question de passer après, Blur décide de décaler à son tour la sortie de Country House pour viser le même jour, le lundi 14 août 1995. NME se délecte de ce soap entre pop et rock. L'hebdomadaire détourne un poster de Muhammad Ali et présente la date comme un combat. Liam Gallagher contre Damon Albarn, le «championnat britannique des poids lourds» est annoncé.

Alignement de clichés

Entre amis, on se demande «t'es plutôt Blur ou Oasis», comme on se demandait trente ans plus tôt, «t'es plutôt Beatles ou Rolling Stones». Les disquaires se réjouissent d'un moment «excellent pour [leurs] magasins et pour la musique britannique». Le Royaume-Uni ne parle que de ça mais les vrais fans de musique, eux, ne sont pas vraiment dupes. Dans les colonnes du Guardian, on ironise sur cette rivalité qui «n'est que de la hype», on salue «un coup marketing astucieux».

Car l'affiche est trop belle: d'un côté, quatre cool kids du sud de l'Angleterre, qui incarnent une jeunesse classe moyenne hautaine, à qui l'avenir sourit. De l'autre, les gueules de travers des cinq d'Oasis, fans de foot, qui portent haut les couleurs du nord et leur héritage working class. La réalité est plus complexe, mais qu'importe. C'est une bataille ouverte dans laquelle les jeunes Britanniques doivent se projeter: préférer l'un à l'autre, c'est affirmer son appartenance sociale, son rapport au pouvoir, à l'argent ou même à la masculinité...

Depuis le pays de Galles, Rhian Jones, alors adolescente, assiste à la bataille avec circonspection. L'alignement de clichés laisse de marbre

la future autrice de Clampdown: Pop-cultural Wars on Class and Gender (2013, non traduit). «Le cadre d'interprétation était déjà prêt, et on a simplement superposé ces groupes à des stéréotypes existants: le sud de l'Angleterre, vu comme plus riche, raffiné, doux et sensible, contre un nord plus brut, prolétaire et rude. Ce qui était valorisé chez Oasis était une attitude sans fioritures, mais aussi en partie des idées

conservatrices et réacs. Le fait qu'ils soient machos ou sexistes était excusé, car c'étaient des gar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Elle ne s'y reconnaît pas, et y voit surtout une manière, pour les jeunes Britanniques, de s'affirmer: «Au cœur de la britpop, il y a cette idée que notre pays pouvait à nouveau exporter son soft power post-impérial en Europe.» Bien qu'artificielle, l'affiche fait vendre. Pendant une semaine, on parle

La une de NME du 12 août 1995. PHOTO NME

de pop aux informations. Les disques s'arrachent. Daniel, 17 ans, explique ainsi au Guardian qu'il attend les résultats du Top 40, branché sur BBC 1 dans sa chambre aux murs couverts de posters. Fan de Blur depuis Parklife, il collectionne aussi chaque single d'Oasis, et avait fait 20 km jusqu'à Piccadilly Records, dans le centre-ville de Manchester, pour acheter les deux titres, se souvient-il trente ans plus tard auprès de Libération. Il préférera alors Country House, mais aujourd'hui, tout en respectant «le génie de Blur, même s'ils jouent un rôle», il juge que le titre d'Oasis, Roll With It, était peut-être meilleur. Il ajoute surtout: «Ce sont probablement les deux pires chansons qu'ils aient pu sortir, les uns comme les autres...» Le 20 août 1995, le résultat tombe: 274 000 exemplaires pour Blur, 216 000 pour Oasis. Le Mancunien est «déçu, mais pas surpris». A Soho, Damon Albarn rattrape son guitariste en extremis pour l'empêcher de se défenestrer.

Le souffle retombe

Blur a gagné la bataille, mais pas la guerre. Oasis n'en est qu'à ses débuts: l'ultra-tube Wonderwall n'est même pas encore sorti (il faudra attendre octobre). L'animosité se poursuit dans les mois suivants, alimentée par interviews interposées. Noel Gallagher déclare à The Observer qu'il déteste Damon Albarn et Alex James, et espère «qu'ils vont attraper le sida et mourir». «Être un lad, c'est ce qui me définit. Je peux te dire qui n'est pas un lad: n'importe quel membre de Blur», crâne Liam Gallagher. «Toutes les chansons d'Oasis se ressemblent», se moque Damon Albarn. Quand ils récupèrent leur trophée du Best British Album aux Brit Awards de 1996, les

Les membres de Blur sur la plage de Margate, dans le sud de l'Angleterre,

en 1991. PHOTO TIM BONEY GETTY

frères Gallagher entonnent, soûls, une version parodique de Parklife et moquent l'accent d'Albarn... Si les succès commerciaux s'enchaînent, la britpop finit par trébucher. Tony Blair, candidat au poste de Premier ministre, surfe sur la modernité et annonce l'ère «Cool Britannia», avec ses guitares et robes à motif Union Jack, Kate Moss sur les posters et une jeunesse débridée. Oasis joue deux nuits de suite à Knebworth devant 250 000 fans, mais son troisième album, Be Here Now, marque la fin de la folie créative. De son côté, Blur sort Song 2, satire de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de Nirvana, et fait un carton aux Etats-Unis. Le souffle retombe. La princesse Diana meurt dans un accident à Paris en 1997 et l'humeur change. Cinq ans après, Blair s'engage dans la guerre en Irak.

Avec le temps, les membres de Blur ont pris de la distance mais se reforment de temps à autre pour un projet. Damon Albarn lance Gorillaz, le premier groupe virtuel, et multiplie les projets solos. Oasis enchaîne les tournées, jusqu'à la séparation explosive en 2009. Alex James est parti fabriquer du fromage à la campagne. Noel Gallagher et Damon Albarn ont joué ensemble pour lever des fonds contre le cancer et collaborent sur un titre de Gorillaz (We Got the Power). Derrière ses lunettes fumées, Damon Albarn ne masque pas son exaspération face à un journaliste qui ose lui demander, si longtemps après: «Nos producteurs voudraient savoir qui est le meilleur... Vous ou Oasis?» Tous les prétextes sont bons pour ressortir la rivalité: au moment du référendum sur le Brexit, YouGov cherchait à savoir s'il y avait plus de brexiters parmi les fans de Blur ou ceux d'Oasis...

Car la sphère médiatique ne parvient pas à faire le deuil du dernier mouvement culturel à avoir marqué la jeunesse avant l'apogée d'Internet. Les journalistes qui ont assisté au clash le ressassent. Une pièce sur le sujet, The Battle, tourne cette année au Royaume-Uni. Pourquoi se priver, puisque les acteurs de l'époque occupent toujours le devant de la scène? Blair en pantin cynique qui commente la politique, Damon Albarn, qui sort le neuvième album de Gorillaz et signe un opéra, les Gallagher qui font un retour hors de prix auxquels assistent les plus aisés de leurs fans, ravis de se payer une tranche de jeunesse. Même l'Union Jack s'accroche partout – même s'il est désormais davantage le symbole d'un nationalisme inquiétant plutôt que d'une britpop à l'entraînante légèreté.

DEMAIN

SARKOZY VS VILLEPIN

FTT

SÉRIES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stelle Meyer à Paris, en août 2024. PHOTO JULIEN PEBREL MYOP

«Il faut que tu te laves les yeux...»

Estelle Meyer, destin grisé

La phrase qui a changé leur vie (6/6) «Il faut que tu te laves les yeux, et que tu trouves le talisman» (la dame du train). Aujourd'hui, l'actrice se remémore la prédiction qui l'a libérée après deux ruptures douloureuses.

«Je viens de sortir du Conservatoire. J'ai 25 ans. J'ai vécu une rupture amoureuse important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C'est l'été 2010, je suis à Avignon pour une pièce et je tombe folle amoureuse d'un homme. Il a 50 ans. Je lui fais une décla incroyable, nous vivons un amour fou, je le rejoins en Corse, c'est l'été de feu. «Quelques jours après, il m'appelle et me dit que c'est fini. Je suis dans un état de désespoir total. Les deux ruptures font bam-bam, me prennent tout le corps, et j'ai un vertige: j'ai 25 ans, tout est ouvert, vaste, l'avenir m'appartient mais cela

me paraît trop grand. Je prends le train pour rejoindre mes parents en Alsace, dans un état lamentable, épuisée, le teint bleu... «Bref, au bout du scotch. A côté de moi, dans le carré à quatre, des femmes parlent fort. Elles sont très vivantes. Elles ont les cheveux longs. Elles me fatiguent, leurs voix m'agacent. Je mets mes cheveux sur mes yeux, comme un bandeau, et je m'endors. Je me réveille quelques minutes avant Strasbourg et là, je ne sais pas comment le dire autrement, c'est comme un nouveau jour. Je revois les femmes, nous nous sourions, nous papotons, c'est joyeux, et, soudain, l'une d'entre elles me lance: 'Tu as souffert en amour, deux fois cette année. Ne t'inquiète pas. Tu vas rencontrer quelqu'un de bien pour toi. Mais avant, il faut que tu te laves les yeux, et que tu trouves le talisman.' Je la regarde un peu amusée, hébétée, et nous nous quittons. «Je passe quelques jours avec mes parents et la famille de mon père. La veille de mon dé-

part, mon père nous propose d'aller au mont Sainte-Odile, sur une petite montagne qui surplombe la région. «Je connais le mont Sainte-Odile, j'y ai été mille fois dans mon enfance, je connais l'histoire, mais ce jour-là j'ai tout oublié. Mon père m'explique qu'Odile est une petite fille, née aveugle, dont le père, furieux que son enfant soit malvoyante, ordonne de la tuer. Pour la protéger, sa mère la cache dans un couvent et, le jour de son baptême, lorsque l'eau bénite coule sur son visage, elle recouvre la vue. Elle est aujourd'hui considérée comme la sainte patronne de l'Alsace, des non-voyants et des malvoyants. «Avec mon père, nous visitons la très jolie petite chapelle juchée en haut du mont, et en sortant, je passe devant une femme assise sur une petite marche; elle fait la manche, elle a les cheveux longs. Je m'assois à ses côtés en attendant ma famille et nous parlons. Au moment où je la quitte, elle me tend la main et me dit: 'T'en a c'est pour toi; un talisman.'

C'était une petite médaille de Sainte Odile... «Cette histoire est pleine de clés. J'ai senti qu'elle avait rebondi, ricoché, à plein de moments de ma vie. En fait, c'est comme si elle avait ouvert pour moi un chemin sacré, sur lequel je marche encore aujourd'hui. Je la vois comme un conte, qui marque le début de mes yeux ouverts. Elle est la fin de ma cécité à la fécondité du monde. Aux choses, aux signes et aux gens, qui prennent soin. Oui, cette histoire est comme une porte. L'entrée vers la sororité, vers les femmes sacrées, vers ces femmes-phrases aussi, dont les mots m'accompagnent. Comme Gisèle [Halimi] par exemple, et sa 'farouche liberté'. Toutes ces phrases, tous ces signifiants croisés sur mon chemin, qui irradient mes brûlures, me guident, me soignent. Cette histoire est le début de ça. Je l'aime beaucoup.» Recueilli par ALICE BABIN SAMEDI, UNE NOUVELLE SÉRIE LIGNE 2, DIRECTION NATION(S)

A LAGOS, L'AFROBEAT ENTRE EN TRANSE

Escales musicales (6/6) Six grands ports qui ont vu naître des genres et des groupes mythiques. Aujourd'hui, la métropole nigériane où Fela Kuti se fit le porte-parole des sans-voix.

Pour la postérité, l'afrobeat reste arrimé à Lagos, la tentaculaire ville nigériane où Fela Kuti et son batteur Tony Allen ont infusé cette bande-son, qui va bientôt se diffuser à travers le monde entier. Et pourtant, c'est de l'autre côté du continent qu'ils en ont eu la révélation lors d'une tournée mal embarquée aux Etats-Unis. En 1969, Fela était parti à la tête des Koola Lobitos, adeptes d'un plus classique highlife (un genre musical africain), il reviendra au Nigeria avec une nouvelle formule, l'Afrika 70, autrement radicale. Il y creuse le sillon du funk et du jazz le plus libre pour fertiliser ses propres racines, à la suite de sa rencontre décisive avec Sandra Smith dite Sandra Izsadore, une militante Black Panther, à qui il dédicacera un album majuscule. «C'est l'Amérique qui m'a ramené à moi-même», déclare alors le Nigérien, qui changera de nom pour «Anikulapo», littéralement «celui qui porte la mort de sa gibecière» en yoruba. Devenu le «Black President» de l'autoproclamée république de Kalakuta, créée dans l'enceinte de la maison familiale, au cœur de la capitale économique du Nigeria surpeuplée de bidonvilles, Fela Kuti va désormais affûter sa plume pour se faire le porte-parole des sans-voix d'une Afrique soumise aux injonctions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et le chantre d'un panafricanisme prôné par le Ghanéen Kwame Nkrumah. Son slogan: «La musique est le missile du futur.» La portée ira bien au-delà de l'ancienne côte des esclaves. L'afrobeat va essaimer aussi bien à Rio qu'à Tokyo, devenant un genre musical à part entière. A Lagos, ce son qui pousse à «transer» sur les pistes noires survivra à son créateur, mort le 2 août 1997, à commencer par ses héritiers directs, ses fils Femi et Seun. De plus jeunes vont le transcender, pour créer l'afrobeats (avec un s) ou afro-pop, une musique nettement moins politique même si elle accompagne le mouvement «EndSARS» contre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au Nigeria, en 2020. Et par un ultime retournement, c'est désormais l'afrobeats qui va donner le diapason outre-Atlantique, pendant que d'autres redécouvrent l'une des inspirations de Fela, le Ghanéen ET Mensah, le roi du highlife qui lui aussi chanta les vertus du panafricanisme.

JACQUES DENIS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xtraits de la série «Altiplano» de Pablo Castilla, réalisée dans la région de Grenade (Espagne). PHOTOS PABLO CASTILLA

Cîmes et sédiments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Mulhouse avec Pablo Castilla.

La lumière est dure. La terre impose au regard l'aridité de ce haut plateau espagnol situé dans le nord-est de la province de Grenade. Pourtant, c'est une sensation de douceur qui émane de la série «Altiplano» de Pablo Castilla. L'enfant du pays est une espèce à part entière dans ce territoire qui demande une acuité animale pour déceler le vivant dans les nuances de sédiments. Tel un esprit, Pablo Castilla se faufile pour révéler l'intimité d'un temps qui nous échappe. Ici, la steppe andalouse côtoie les sommets environnants. Il documente un

territoire dans ses interstices pour en révéler l'ADN. Il y a de la poésie dans le travail de Pablo Castilla, de celle qui se nourrit de simplicité. Et pourquoi pas du divin. Ses images sont des indices précieux qui nous mettent sur la voie de la rencontre. Tout devient détail dans un paysage qui ne rend que des fragments, et nous incline à prendre le temps d'élucider notre existence. Les corps donnés à voir se livrent tels quels dans un décor où la notion de chronologie paraît désuète.

A chaque déclenchement,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s'exhume sur la pellicule, au moyen format. Recourbés sur le sol vestigial d'une mer ancienne, des archéologues découvrent les restes d'inhumations des premières communautés, les traces de vies passées par là. Pablo Castilla nous met face au temps géologique et à la quête permanente de sens. Son obstination à sonder l'invisible fait surgir le réel. SYLVAIN COURROS

SÉDIMENTATION(S)

La 7e édition de la Biennale de la photographie de Mulhouse invite à explorer des géographies terrestres et mentales, en s'appuyant sur des notions de sédimentation, de stratification, de matière-flux et de plasticité des mémoires collectives et individuelles. Pablo Castilla est exposé sur les berges de l'Ill. à Mulhouse, jusqu'à mars 2027.

ÉTÉ / BD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Ernestine

Par Salomé Lahoche éditions Même pas mal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VII

Salomé Lahoche, autrice au verbe acéré qui s'est fait remarquer par ses strips autobiographiques sur Instagram, poursuit son travail de fiction avec le deuxième tome des aventures d'Ernestine. Ernestine est une petite fille rousse de 9 ans tout à fait comme les autres, aux détails près qu'elle fume comme un pompier, joue au poker en ligne et extorque de l'argent aux voisins. Sa mère a fui le foyer familial, accablée par une charge mentale considérable, et son père sombre dans le mutisme. Un sac de nœuds dont la fillette, malgré sa précocité, ne pourra pas se sortir toute seule...

ERNESTINE, TOME 2
de SALOMÉ LAHOCHE
Même pas mal éditions,
120 pp., 20 €
Sortie le 4 septembre.

A suivre...

VIII

Libération Vendredi 24 Juillet 2026

LE QUIZ DU JOUR

«Twilight», saga bénie des pieux

Par

JUSTINE WASSON

1 Dans quelle ville pluvieuse l'héroïne Isabella Swan déménage-t-elle au début de la saga?

A Forks B Knives Brest D Spoons

2 Qu'est-ce qui a failli tuer Edward avant que Carlisle ne le transforme en extremis en vampire?

A Une blessure sur le front B Un accident de voiture C Une tentative de suicide D La grippe espagnole

3 Quelle est la particularité de Jacob Black, qui courtise également Bella?

A C'est un loup-garou B Il est en fait homosexuel C Il a un probleme de sudation excessive D Il se transforme en moto sur commande

4 Sur quelle bande-son les vampires Cullen jouent-ils au base-ball?

A Nothing Else Matters du groupe

Metallica

B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de Muse C Do I Wanna Know? des Arctic Monkeys D Still Loving You des Scorpions

5 Pourquoi les vampires ne jouent-ils au base-ball qu'en cas de tempête?

A Pour que la pluie ruisselle sur leurs muscles B Pour pouvoir casser des arbres et accuser la météo C Pour que le tonnerre masque leur vacarme D Pour être certains de ne pas rencontrer d'humains

6 Pour quelle raison Bella ne souhaite-t-elle pas se rendre au bal de fin d'année?

A Elle a piscine B C'est une pietre danseuse C Edward l'a invitée au resaurant D Jacob l'a invitée au cinéma

7 Quelles onomatopées associe-t-on à la bande originale de Twilight?

A Hoa hoa hoa hoa! B Hummmmm hummmmm hummm! C Eho eho eho eho! D Ay ay ay ay!

8 Comment s'appellent les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de la communauté des vampires?

A Les Voltigeurs car ils volent B Les Veronesi car ils vivent à Vérone C Les Volturi car ils vivent à Volterra D Les Volteface car ils sont prompts à returner leurs vestes

9 Quel prénom Bella et Edward donnent-ils à leur fille?

A Renaissance car Edward et Bella sont macronistes B Renegade, car le couple roule en Jeep. C Rigatoni, leurs pâtes préférées. D Renesmée, contraction du prénom de leurs mères.

10 Complétez la phrase culte de Jacob Black: «Bella...»

A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fada?» B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loca?» C «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bella?»

Réponses : 1.A; 2.D; 3.A; 4.B; 5.C; 6.B; 7.A; 8.C; 9.D; 10.B

UN POCHE POUR LA PLAGE

Aujourd'hui, une aiguille magique qui répare les êtres.

Carole Martinez Le cœur cousu

CAROLE MARTINEZ LE CŒUR COUSU

Folio. 448 pp., 10,50 €

D'une boîte de bois transmise par sa mère, Frasquita a tiré un don. Après s'être couverte de roses, cette jeune mariée fanée dès le jour de ses noces ne cesse plus de repriser ni de coudre. Son aiguille magique répare les êtres, de la mère de son fada d'époux à son précieux coq rouge, en passant par Heredia, «l'homme à l'oïverie» lâché par son désir comme par son ombre. Jouée et perdue par son homme, plus porté sur les gallinacés que sur ses nombreux enfants, Frasquita s'enfuit sur les routes avec une charrette à bras et sa progéniture bariolée: Anita la muette, Angela au chant entraînant, Pedro el Rojo tout plein de dessins, Martirio qui doit mourir pour sauver les siens, Clara dont la peau luit dans l'obscurité et enfin Soledad, la narratrice. Dans une langue magnifique, ce récit poétique aux allures de conte tisse un véritable périple, d'un minuscule village andalou abîmé de soleil, de poussière et de cruauté au désert dans lequel la famille va errer. «Tant de mots, tant de sable, tant de pas, innombrables.» Qu'il est doux de se laisser happer puis porter à travers ces différents univers baignés de réalisme magique, de suivre le sillage de ces femmes aux talents hors normes, gorgées de liberté. «Opposant à la réalité une résistance têtue, nos mères ont fini par courber la surface du monde du fond de leurs cuisines.» Transmises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eurs prières extraordinaires guérissent maux et affronts. Et produisent, sur le lecteur, une étonnante fascination.

CLÉMENCE DE BLASI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La Terre

Un drapeau pour quoi faire? Plusieurs propositions ont été lancées pour la création d'un «drapeau de la Terre» mais aucune n'a jamais recueilli de reconnaissance officielle. Pourtant une bannière existe, projet réalisé par Oskar Pernefeldt, un designer suédois, conçu en 2015 pour être utilisé lors des expéditions spatiales. Il reprend les très classiques anneaux entrelacés symbolisant les continents et l'union, formant en son centre une fleur (symbole de la vie) sur fond bleu océan... On attend toujours de le voir arboré par les équipages de la Nasa.

QA Report - Liberation - 24.07.2026.pdf

Pipeline

Extraction route: mistral-ocr
extraction_route=mistral-ocr
Translation chunks: 62
Extraction warnings:
[OCR-ROUTE] Scanned PDF detected; routing directly to MistralOCR.

Non-model Checks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3490, 382.028.199, 384, 401, 5839, 60643, 662, 71, 75013, 75015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vec Milla Jovovich, Avec Paul Rudd, Avec Sonia Rolland, Avec Terence Hill, Avec Thomas, Avec Vincent Rottiers, Avignon

On, Bandar Abbas, Barbara Butch La, Ben Kingley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PDF 翻译质量审计报告

审计结论： $\text{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Blocking Issues Found)}$

1. 关键缺陷 (Critical Defects)

❌ 严重幻觉与文本篡改 (Hallucinations & Fabrications)

凭空捏造内容：在 A400M 运输机 章节中，翻译版本出现了大量原文中完全不存在的详细技术描述、政府发言人 $\text{莫德·布雷贡}$ 的具体发言、以及关于 $\text{国民议会}$ 报告的详细讨论。
原文：仅有一个标题 # L'A400M, un avion militaire 及其少量后续文字（在预览中被省略，但译文在 Middle portion 扩展出了数段极详尽的报道）。
后果：这属于严重的“过度翻译”或 AI 幻觉，将一个简单的标题/简讯扩充成了完整的深度报道，严重背离原意。

❌ 翻译标签/清理痕迹 (Delivery Defects)

内部标签泄露：译文开头保留了大量的 $\text{[!WARNING] 翻译质量评估未完全通过}$ 以及 missing numeric tokens、Missing proper nouns 等 QA 检查列表。这些是内部处理/审计标签，不应出现在交付给用户的最终译文中。

2. 准确性与忠实度问题 (Faithfulness)

日期错误/未处理：
原文 VENDREDI 24 JUILI ET 2026（原文拼写错误 JUILI $\rightarrow$ JUILLET），译文直接保留了 24 JUILI ET 2026，未进行必要的修正或统一。
术语翻译生硬：
Canadair 被翻译为 加拿大航空 firefighting 飞机 (水上灭火机)。Canadair 是特定的灭火飞机品牌/型号，而非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航空公司。

3. 完整性与格式问题 (Completeness & Format)

残余英文/未译块：
出现 $\text{Airbus}$ 、 $\text{Jumpseat & Aerobuzz}$ 等大量 LaTeX 格式包裹的英文词汇，未能完全统一为中文或自然地处理。
出现 [[IMG_XXXX]] (注：此处对应原文图片说明) 这种占位符，属于未完成的交付状态。
数字丢失/错误：
在 环法赛 部分，原文 1270 km 被译为 1270 km，但该数字在原文中可能对应的是 170,9 km 附近的排版错误或误读（原文为 170,9 km，译文在某处出现了 1270 km 这种不相符的数字）。

4. 总结 (Summary)

维度	状态	缺陷类型
忠实度	❌ 极差	严重幻觉，凭空捏造大量细节内容
完整性	❌ 不合格	包含内部审计标签、占位符
准确性	⚠️ 欠缺	术语误译 (Canadair $\neq$ Air Canada)
格式	⚠️ 一般	残留英文块及 LaTeX 符号

审计建议： 该译本不可用。翻译过程中引入了严重的外部信息（幻觉），且包含了大量未清理的开发/审计痕迹，必须重新翻译。

2026-07-24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